贵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觉精舍”，又名华家阁楼，为民国十三年（1924年）当时贵州最大的企业家华之鸿所建，原为华氏私家佛堂。民国十三年（1924年）佛堂建成时，天台宗名僧天曦法师云游到贵阳，于是华之鸿聘天曦法师为精舍住持。当时大觉精舍内经常居住约30名僧侣，多时可达60人左右，所有开销全由华家提供，华之长女及幼子，均依天曦披剃。民国三十年（1941年）天曦法师圆寂后，先后由果明、昌明、寄生担任住持。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广播电台设在精舍内，这使得大觉精舍所在的小街得名“电台街”。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华氏家族又聘怀一法师为大觉精舍住持。1949年后，大觉精舍被贵阳市教育委员会、市文化局、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市图书馆等单位用作办公楼。文革期间，大觉精舍遭到破坏，精舍所藏的6362卷影印《碛砂藏》也惨遭焚毁。近年，大觉精舍得以修复。现在大觉精舍除佛楼外，整个建筑群其余建筑均被出租给商家用于经营餐馆。

大觉精舍属近代仿古建筑群，占地约5300平方米，呈四合院布局。建筑群的主体部分是一座高25米的阁楼，名为“佛楼”，坐于东侧；与佛楼相对的是西侧的藏经楼；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厢房，藏经楼与这两个厢房以曲栏回廊相连；这四栋建筑围着一个庭院。佛楼为木结构阁楼，高25米、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共有五层，底层为四方四角、二到五层为八方八角，佛楼的横梁、立柱、房檐等处都饰以大量雕刻：狮子、龙、鸟、几何花纹等。藏经楼和东、西厢房均为砖木结构，都只有两层，较为质朴。 坊间流传建造华家阁楼曾有不少趣事：当时建楼特别聘请四川的木工严师傅，修建前他也不绘图，而是随手制成高1米左右的阁楼模型，照此建成的阁楼挺拔秀丽，被誉为贵阳的奇观美景。铸钟时，因为第一次铸钟失败，第二次又请了高明的钟匠，当铁水浇铸完时，钟匠赤足到钟的顶部，将通红的铁水夷平，让大家很为他的赤脚担心。铸好的钟约2米高，上面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

关于华家： 华联辉：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1862年举家从遵义迁到贵阳，经营盐业，十来年间就积累白银数万两，常赈济乡邻。1875—1908年，受四川总督丁宝桢的邀请协助改革盐政。 华之鸿：华联辉之子，14岁父亲去世即主管盐号永隆裕。使盐号所属铺面数百家，布满大半个贵州。清末民初，又创办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等多个企业。 华问渠：华之鸿之子，1931年接替父亲全面主管华氏商务，在火灾及人祸双重煎熬、负债累累的处境中，于废墟上重建文通书局、成义酒房，规模比以前更加扩大。 -------------------- 贵州缺盐，过去食用四川的盐，贫困的农家往往用线吊起一块拳头大的盐块，吃饭时把这块盐很快地往辣椒水中一蘸，就算用盐调过味了。如果有人把盐块在蘸水中多放了一会，就会被骂斥：“你打死盐巴客了吧！” 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丁为贵州人，深知川盐运销的弊病，决心改革盐政，特聘请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盐法。当时盐政的情况是：“私枭横行，破坏盐法；奸商暴利，贪官中饱；以致盐价猛涨，斗米斤盐，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华联辉主张扫除旧法，在泸州设盐务总局，在产盐地区设置厂局以收购食盐，又在一些地区分设岸局等机构，把食盐有序地销往贵州、云南和湖北。新法畅行后，“商无私估，官无外取，引无留滞，课无责逋，利归公家，而市无腾踊之患”。 华氏家族从贩盐起家，后又参与改革盐政，推行新法，而且经营盐业有方，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为此后发展“华茅”、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等新式民族工商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盐”在华氏家族的兴起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一百多年前华之鸿为创办文通书局对徒生作《训词》时曾这样告诫。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贵州的史学研究家们对当时文通书局的评价是：它是贵州近代工业的典型代表，是清末民初集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等方面全盘使用资本主义模式而卓有成效的贵州地方唯一一家使用动力的企业。 华之鸿开办文通书局的初衷是：“贵州地瘠民贫，交通阻塞，新知识的传播旷日持久，若放任自然，那么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后于全国之后。”1908年（光绪34年），华之鸿派遵义人田庆霖远赴日本购置机器，并带人前往学习。当时购买的机器、材料、纸张等，由日本经上海，由长江溯流轮运到重庆，之后人抬马驮运到贵阳，前期工作3年之久。到1911年书局开工，完全采用先进的铅印、石印、彩印全套机器生产，招收工人百多人，是当时西南最大的印刷厂。能印刷书籍、报纸、杂志、标语、五彩式挂图、商标、广告、名片、信笺等。 为了满足书局的用纸，1914年（民国三年）起，华之鸿投资银60万元，几经周折派人到日本购买造纸机器，学习造纸技术，1919年在贵阳创办了第二个大企业永丰抄纸厂。所造纸张品质优良，可与舶来品媲美，所以远销川、滇、湘、桂等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出版单位迁来西南，出版印刷行业竞争空前剧烈。继承父业的华问渠在许多专家、学者、作家、教授云集贵阳之际，迅速设立新的机构——编辑所，使文通成为集编辑、出版社、发行为一体的完整出版体系。 文通书局的编辑都是特聘颇有声望的学者名流担任，如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历史学家顾颉刚、历史学家白寿彝，著名诗人臧克家。又聘请了竺可桢、茅以升、冯友兰、张奚若、王伯群、任可澄等112位专家、教授、名流为编审委员，产生了强烈的名人效应。 在这一时期，文通出版各类图书400多种，发行遍及全国。同时，又争得国定中小学课本的印刷发行权，从而跻身全国七家大书局之列。文通的分局在遵义、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苏州、上海等地先后设立。编印的茅盾《近代短篇小说选》、穆木天译《巴尔扎克全集》、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朱厚焜译《文苑外史》等书畅销全国。 文通书局1952年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1938年，永丰抄纸厂改为西南造纸厂，1949年后，该厂改组为贵阳造纸厂。 参考资料：世界之和谐的博客、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