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处关岭县龙爪村晒甲山上的红岩碑，是贵州文化旅游环境中的一处胜迹，以其内容神秘莫辨，无人能解，被称为“天书”。    

    其实红岩碑非碑。碑者，镌刻文字以记事、纪年、歌功颂德之石头也。而红岩上的字迹无雕镂痕迹，形状又非籀非篆非楷非隶，称之为碑，名不符实。然而这些形迹确又是一种存在，“大者如斗小如升”，“陆离诡谲不可识”(清黄培杰诗句)。为了弄清它的内容，从明代开始，特别是清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亲临鉴识，临摹，考究，学者间还展开了一场争论。见解颇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解作殷高宗刻石，说是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刻石的文字。此说以清人张春悫为主，他们认为殷商时期的鬼方在今西南，以贵州为主体。却受到近代任可澄的责难。任认以“殷器多存于今，近殷墟契文尤可考见，迄无一合。”且“鬼方为先零羌地则与黔地悬绝，何为记功于此?尤迂远而不可通矣!”    

    另有人因为当地有诸葛亮、孔明塘、孟获屯、关索岭等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便把它说成了“诸葛武侯碑”。有人更进而据《华阳国志》所载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马牛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赍金宝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因此臆测是诸葛亮教夷人所作图谱之遗迹。持这种看法的人数甚多。    

    还有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去考证。认为夏禹治水时导黑水至三危，人南海，功成之后刻石以纪。这个三危就是红岩山，红岩文字便是大禹纪功的遗迹，简称禹碑，把它与湖南衡山云密峰的另一禹碑——山勾嵝碑相提并论。持此说者有清莫友芝等。    

    此外还有人从民族学着眼，把它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字如古苗文、古彝文和爨文的。任可澄认为“姑较其结体字势，颇类爨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居地，或竟出于此族，而彼族文字今昔亦多有演变未可知也。”著名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是原始彝文。可惜他没有详细阐释。     

    以上种种说法，立论各自有据，但亦多穿凿附会，有的近乎猜谜。正像清人张焕文在《红岩碑》诗中写：“聚讼徒纷纷，以惑而解惑。”缺乏充分证据，不能使人信服。光绪年间法国学者柏如雷·费岚海尔和日本学者德丸作藏怀着浓厚兴趣前往考察，也未获结论，认为这一遗迹“含有绝对之神秘性”。染色也有人全盘否定，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字，而是石头的自然花纹。    

(二)

    为了研究的传播，自清以来，一些学者和专家对红岩文字进行勾摹缩刻，黄培杰、莫友芝、吴振城、张春悫、吴寅邦、吕尧仙、瞿鸿锡等都有摹本传世。奇怪的是各种摹本字数不一，形状各异，而以瞿鸿锡本最糟与诸本差异最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据任可澄实地考察，原来光绪二十七年永宁州(时关岭为其辖地，关岭建县，永宁州遂废)知州涂步衢欲得拓本，嘱州人罗光堂谋取。字迹非阴非阳，罗遂用桐油拌石灰勾涂，使字凸起以便摹拓。而匠人鲁莽，字与石花不分，乱涂一气，遂至狼藉。于是，舆论哗然，欲上告以破坏古迹罪，涂步衢急令规复，而灰油凝固，猝不解，则又以巨釜炽炭烧沸水洗涤，字迹悉损。瞿本作于涂步衢之后，自然俗劣。光绪三十一(1905)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以在石壁上任意添加“虎”字，使古迹再次蒙垢。其邃古磅礴之意尽失，观之令人失望。    

    尽管如此，人们对红岩古迹的研究兴趣依然浓厚，期望能够揭开奥秘。到了1982年，由于一部珍贵的《古彝文同音字典》的发现，给红岩文字的破泽带来了希望。贵州民族研究所王进贤和王子尧应用这部字典，结合彝族历史文献，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红岩遗迹是古彝文字，其内容记载的是彝族古史片断，上限至彝族先民的六祖时代，约当夏禹时代；下限至彝族火济时代，约当蜀汉时期。这种见解，从文字识别上讲，与丁文江的意见一致；从时代上讲，与清代禹碑、诸葛武侯碑的说法暗合，从内容来说就独具新意了。其内容共分五个部分，其中一部分记载了彝族部落首领火济帮助诸葛亮南征，平定西南之后实行结盟修好和民族自治的情形，这又与《华阳国志》所记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的说法有某些联系。为了便于理解，专家们还试译了部分内容，意思是：“陋·候驻地，出兵打古糯，兵多如松且勇猛，虏获很多妇女和羊群，联合德余部族，攻打南边濮人的城池，占领濮人的地方。住在各地的彝人和汉人，相互尊重，权利平等，共同在岩下打牛做大斋，很多男女青年，在岩下静听讲述战争胜利，招待前来庆祝的客人。”     

    彝族古史片断的解释是迄今见到的较为令人信服的说法，但同样不能作为定论。此外还有许多问题，诸如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料写上去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还在探讨之中。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红岩文字的秘密一定会真相大白，揭示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