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上海、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广西、贵阳和遵义等省、市区的410名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陆续到现在的正安县班竹乡上坝茶场（上坝茶场的前身是国营上坝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40余年过去，当我们笫一次走进这里时，会惊讶地发现，40多年前从各地来的410名知识青年中，竟还有114名当年的知青仍在这里艰难地守望着。
为了生计，为了儿女，如今，这留守上坝茶场的上百号家庭在茶园生产的淡季，只好拖着老弱病体远离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奉献了一代青春的第二故乡，去江浙一带当“工人”，去正安县城拉板车、捡垃圾、修鞋补锅，稍有点积蓄的，就起早贪黑，搭乘农用车去周边场镇“赶溜溜场”，靠贩卖小货营生……可一到茶园生产的季节，他们又纷纷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地方赶回“家”来，又投入到紧张的茶叶生产中去。
其实，几乎所有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故土。而偶尔回到故土，环境和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滋生的惆怅和酸楚却无法让他们弃离———他们这是怎么啦！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如何在差异巨大的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对于他们来说，“知青”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如此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一位在农业部门工作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单位组队到上坝茶场搞了一次调研，他用电子邮件发了一份调查报告给我，很希望我能挤点时间到那地方去走走，去看看。我承诺了。
2007年9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这海拔1500米的班竹乡上坝茶场。114名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妻儿老小共300余人集中居住在上坝茶场的几个生产队里。上坝茶场的场长欧建学说，曾在上坝茶场当过知青，现在在《遵义日报》当记者的李贵生“回家”采访的《114名老知青的守望》报道在《遵义日报》刊载后，立即引起了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对此专门作了批示。遵义医学院接到领导的批示后，立即组队到上坝茶场，为留守的知青部落开展义诊，义诊的结果令人惊诧不已——80%的知青都患有风湿性疾病！但他们依旧从事着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的生产和生活！
上坝茶场的副场长邱本志留着眼泪告诉我，与他一道来上坝茶场的贵阳知青王晓静是一位多才多艺姑娘，她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亲在某文工团工作，可不幸的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回城，就匆匆的带着上坝茶场的三尺黄土走了。如今，每年的清明节，王晓静的亲人都要从贵阳来上坝茶场，给她扫墓……
谨以此文，献给未及谋面的王晓静以及至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
一、红籽堡
习惯上称呼的上坝茶场最先的名字叫“劳改农场”，场部所在地设在现在的班竹乡上坝村红籽堡。
农垦上坝茶场曾是一片高寒、荒芜的土地，地处务川、正安、道真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虽然这里的平均海拔在1500米左右，却是黔北高原并不多见的、宽阔的高山平地。春夏两季，是这里最美的季节，方圆近20平方公里的山野中，鲜花遍地，荆棘丛生、花香诱人。冬天一到，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描述红籽堡就一点也不言过。
1952年，贵州省公安厅选中了这块方圆近20平方公里，偏僻、高寒、荒无人烟的山顶，开始兴建劳改农场。
一条泥淋的山间公路由正安县城出发，途径现在的和溪、土坪、流渡、中观等乡镇的大山深处后，才爬到云雾缭绕的红籽堡。劳改农场建成后，一队队犯人陆续从四川、重庆、贵阳等押送而来，浩浩荡荡三千余人。他们成了开垦长满荆棘和杂草的劳改农场的第一批“主人”。
这三千余名犯人共分成五个生产队，散居在相隔较远的山沟里。仅有的两个进出口设在垭口上，其实是设置的防空瞭望哨。
那时候在山间泥淋公路上爬行的多为北京牌吉普车，而且行动都很诡秘，使本身就神秘的红籽堡，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犯人们筑泥巴墙，盖茅草顶，开始建设他们的“家园”。山顶上那三幢成π形的房屋，所用的火砖和瓦片就是从几公里外的一个砖瓦场运来的。当时没有公路和专门的运输工具，三千余人排成一条长龙，接力传砖递瓦，砌成了当时的场部办公楼，至今残存着。
1957年，一股国民党残余势力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从空中投下了雪片似的传单，至此，劳改农场经常爆发骚乱。1958年，特赦了大批犯人，余下的也都悄悄的转往了贵州平坝。从此劳改农场更名为“国营上坝农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营上坝农场就到各地招民工，继续到贫瘠高寒的荒原上从事粮食生产，并且每年还为国家上交五十余万公斤玉米和稻谷等粮食。
红籽堡，因为特殊的地理优势而被选为劳改农场。而后来又被农垦部门选为解决城市青年接受再教育和“就业”的最佳去处也就顺利成章了。
从1965年开始，就陆续有来自上海、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广西、贵阳和遵义等省、市（区）的知识青年入驻国营上坝农场，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二、使命
2007年9月1日。
大清早，正安县城沐浴着阳光。同志们穿着短袖T恤和凉皮靴出发了。客车沿着通向班竹乡的通乡油路，一股劲儿的往大山深处钻。车到九道拐，漫山的薄雾覆盖了天楼山麓的沟沟壑壑，就连最雄伟的天楼山主峰也变成了矮子。薄雾几乎要湮灭她。不到两个小时，客车到了班竹乡。一到班竹乡，仿佛就进入了冬季，天空收起了笑脸，雨点乱了节拍地乱洒。通向油路走完了，可还要爬行七公里多的泥泞公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上坝茶场呢。
又上路了。一路上，冷风开始裹着冷雨，一个劲儿地往玻璃窗上撞，总想要找个缝儿钻进车厢似的。极像一个人憋闷救了，很想找个地方宣泄一番，以求平衡。
越往高处走，冷风越裹越紧，冷雨越下越大。不知不觉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曲子也越听越明，越听越响，越听越亲切。
从在一栋破旧的房屋的屋檐口上挂着的一个高音喇叭，曲子是这里传出来的。高音喇叭下面的墙壁上，是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时的一幅黑白剧照。剧照的左面有这么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青年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南泥湾》、《我们走在大路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已经在上坝茶场唱了四十余年。曲子的旋律已经从最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到现在的一听就能唤醒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对流经岁月的苦涩的回忆！
来自全国各地的410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来到这里。至此，居住房屋自己建、吃饭粮食自己种的再教育生活开始了。在特殊环境中，知青们一边挤住窝棚，一边自建“干打垒”（筑土墙房子）住房。同时，还投劳开荒种粮、种菜、养牛、养猪、养羊……
如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这样描述他们当时的生活：
吃的是大食堂，
端着是苞谷饭，
喝着白菜汤，
住着干打垒，
睡的是床挨床，
洁白羊毛交外贸，
金黄玉米作国粮，
人人无怨言，
歌声处处杨……
上坝茶场的冬天，给知青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里的的秋冬，风吼如狮。大雪封山的时候，电线立即就变成了手臂般粗细的冰凌。山垭口上的树木一律向南偏斜，树枝上的冰挂足有一尺多宽。知青们住的房屋太简陋了，哪怕只有针孔大小的透风眼，也能听到尖利的吼叫声，屋檐下，常常是锋利的冰刀，一挂就是几个月。对此，知青们没有丝毫的怨气，相互依偎在煤火堆旁，蜷缩在被窝里，凭着人挤人的热量，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冬天，捱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知青们为了生活，他们发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他们头顶烈日战酷暑，脚踏冰雪战霜寒。他们唱着“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他们挥刀披荆斩棘，挥锄拓荒种茶。白天，满山红旗漫卷，机声隆隆，歌声一片，近岭连着远山；夜晚，时断时续的柴油发电机送出的昏黄灯光下，这群年轻人讲着家乡的故事、唱着故乡的小曲，一直要热闹到月上中天，终于在原始的荒原上创建了三千六百余亩的密植免耕茶园。
这时，上坝国营农场又更名为上坝茶场。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从1978年开始，在知青们的艰辛劳动和精心培育下的茶园逐渐开始产生收益，再加上粮食生产和养殖收入，知青们在上坝茶场的日子也开始好过多了。
上坝茶场的日子再好过，知青们可始终还是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土。
1978年，当全国知青大返城的风潮波及到这片相对闭塞的大山时，已是大城市知青回城的晚期。
“回城”这个讯息是部分知青返家过春节带来了。这无异于给上坝茶场带来一场大地震。突然间，这里往日的宁静全搅乱了。一时间，知青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不少人匆匆卷起铺盖卷，回到了父母的单位，走后门进了城里的工厂，还有的干脆回家坐等工作机会的到来。短短几个月间，410名知青就有一大半离开了上坝茶场。
剩下实在想不到办法，或因各种原因不能走的，也着急上火失去了心理平衡，有的甚至走上绝路，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但现实还是让114名知青留守了上坝茶场，成了一个特殊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殊部落。他们无奈地经营着大伙创建的这三千六百余亩茶园——毕竟留守一天，还要生活一天。
这里的茶叶进入了盛产期后，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生产出来的茶叶远销北京、上海、杭州、贵阳、山东、四川等省市。年产值均超了两百万元，利润也在二十万元以上，每年还可以向国家交纳三十余万元的税费，上坝茶场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县、地区及全省先进企业，整个茶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老知青们常说，这是他们青春与血汗的结晶，这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价值体现。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有了较高的收入，还建起了子弟学校、医疗室、商店。
1988年，时任国家农业部部长赵凡考察上坝茶场时，高兴地说：“这个茶场是个好地方，最好是造一个亚洲最大的茶叶基地。”
……
从“上坝国营农场”到“上坝茶场”的慢慢征程中，知青们无私的奉献了青春，还有27名知青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如今，上坝茶场的三千六百余亩茶园已经老化，就像一个被挤干了果汁的芒果，已无能为力为留守上坝茶场的114名知青及他们的家庭，供给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了。
回首往事，上坝茶场的知青们的一幕幕辛酸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痛失战友的一张张泪脸就在泪光中忽闪。他们战天斗地的一曲曲青春欢歌就在耳边萦绕，他们一场场丰收喜悦的场景就在眉宇间复舒……所有这些，融成的是一代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特殊年代的一部史书。
几十年过去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昔日风华正茂已荡然无存，仅有的是满头花发，淡泊名利，痴情守望。他们没有忘记过去，也不可能忘记过去。他们希望社会不要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个社会……
他们坚守着！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痴情的坚守着！
三、老照片的记忆
上坝茶场的很多建筑设施和装饰布置都很陈旧，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居住的房屋的墙壁上和门板上，不少张贴画儿和书写标语都沿用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一阵子流行的东西。上坝茶场场部的办公楼翻修还没多长时间，走进那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右面的石灰墙壁上，是一幅由很多张黑白老照片组成的巨幅喷塑。重新组合的黑白老照片记忆着知青们由“国营上坝农场”到“上坝茶场”的那段艰辛历程。
一幅幅黑白老照片，凝固了知青们艰难生活四十余年的历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讲话的巨幅黑白照片被排在了首要位置，接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以及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在现场的图片，但更多的老照片还是记录了当年知识青年们战天斗地的激烈场面。这些图片是当时的一位上海知青用老式120型相机拍摄的。虽然他早已离开了上坝茶场，回上海去了，但他经常眷念一同战斗过的伙伴，就特地把珍藏的老照片加洗了两套，一套像呵护生命一样自己保存着，另一套则寄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上坝茶场的知哥知姐们。
或许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抑或是让后生们能从老照片上读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以至于每一幅老照片都附了说明，并且还在巨幅喷塑的左边记忆了关于国营农场性质和王震将军执掌农垦部的简介：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它是由政府投资在国有大面积的土地上，采取最进步的科学农业技术及最新的工作方式，利用机械耕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完成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并以启发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生产道路。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它是新中国农业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它是国家在国有土地和生产手段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集体化、机械化的生产。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最新的工作方式，不断提提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显示出先进的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并以农场本身实际经营的效果给予周围农业生产合作、互助组及个体农民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以启发引导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走向集体生产富余幸福的道路。
今后，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重视国营农场的工作，应该认识到农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加强领导，使农场在技术上、产量上表现出优越性，带动广大农民向农场学习。
国营农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开创的。建立国营农场、屯垦戍边是党中央为发展农业，巩固边防作出的战略部署。
国营农场是处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企业。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实体。它担负着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增强民族团结的历史使命，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需要，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大局的需要。
为了巩固和发展好国营农场，当时还有明文规定：凡农场为了自给和职工生活福利的加工产品，应予以免税。农场自修之用的公路应免纳养路费。国营农场应设立医疗机关和小学校，并根据需要逐步筹办托儿所。这些费用由主管部门提出均列入国家预算。从远景任务来说，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是为建成社会主义在农业领域中扩大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经济形式，是不需要再加以改造和过渡的经济形式。因此，要号召全党全国重视它，爱护它，并逐步加以发展，而不应该去破坏它，削弱它，阻碍它的发展。
195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酝酿了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农垦部。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郑子恢就成立农垦部的事说，周恩来说了，为了搞好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而周恩来在谈到农垦部的成立和任务时，这样强调：“农垦”翻译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
周恩来讲这一席话的时候，当时的王震将军也在场。周恩来的指示，对王震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在酝酿成立农垦部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盯住了王震。
在毛泽东眼里，王震是个极有创造性的猛将，敢说敢干敢冲，无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王震总会开拓性地想办法克服，并能创造出奇迹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锄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中央”，开赴南泥湾，拉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序幕，就是在这块野兽出没，荆棘横生的荒地上，王震带领大家垦出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毛泽东看过后，大笔一挥，为王震题词：“王震有创造性！”
毛泽东对王震给予厚望，希望他能再创奇迹，谱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得崭新篇章。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调整国务院所需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提出增设农垦部并规定它的四项重要任务：“增设农垦部，管理农垦移民、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
1956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十次会议通过此议案。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任免令，正式任命王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就任农垦部不久的王震将军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后生，显然被眼前一幅幅黑白老照片和关于国营农场的介绍深深打动了——不停地闪动着手里的数码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在不停地按，白纸黑字不停地落在纸上，一行行一页页，想要一股脑儿检录完那段流逝的岁月。
但跟迫不及待的是想走进那些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生活。
四、他是红军的后代
正安烈士陵园内。
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有一座坟显得很特别——那就是一进陵园大门，从第二排右起的第一座坟。因为这里安葬的烈士都是当年解放正安时牺牲的解放军，而唯独这座坟不是。这里安葬的却是一名正安人，他叫夏中华，是正安县新州镇夏家山人。
《正安县志》这样记载：
夏中华，又名李维彪。1935年，夏中华随军长征，过雪山草地途中，师长贺炳炎负伤，部队受到敌人堵截，夏中华与战士轮流背负贺师长奔跑数十里，甩脱了敌人，保卫了首长安全……夏中华在人民军队19年中，历经大小百余战，重伤五次，荣立大、小功十次；因脑神经受损，左臂麻木，左手中指弯曲，右耳丧失听力，属二等一级残废……1966年12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葬县烈士陵园。
从夏中华墓前的碑文得知，夏中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区队长和在县民政局工作，当过老鹰关精神病院院长。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夏兴忠，夏兴元。
1961年，迫于生计，夏中华请凤仪镇凉台村刘明胜代笔，给朱德总司令写信，告知其生活的窘迫。朱德总司令办公室的同志回信，叫当地政府给夏中华一家一次性解决了2000斤救济粮食，并特地叮嘱地方政府，救济粮不用钱买，也不用搭杂粮。
在新州镇夏家山，只找到了夏中华儿子夏兴元的居所，却始终没有找到夏兴忠房屋，或者圈舍之类的。那夏兴忠人又在何方呢？上坝茶场的场长欧建学带路，我们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里找到了他——夏兴忠！
夏兴忠，今年58岁，他是红军的后代。
1976年，夏兴忠就来到了上坝茶场接受劳动改造。已经木纳的夏兴忠一家人现在一直居住在年久失修的知青房里。因为茶场的领导很关照他，想尽办法，还是给他家誊了一间煤房作住房。这一来，他家就有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虽然每间只有十来个平方米，但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他家的居住条件相对算是优越的了。
现在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天能挣二十六块钱的工资。他和老伴出去找活干，孩子夏林就独个留在家里，因一个孩子独自在家里呆惯了，自然也就不会到处乱跑，况且从小就孤独的孩子，要他跑，他还没那个胆子。再加上通往上坝村的泥巴公路上又没有多少车辆经过，大人们自然更放心了。
但也可以换一句话说，能不放心吗！
夏兴忠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的，春天和夏天的日子要好过些，最难捱的是秋天和冬天。一进秋天，上坝茶场就是天寒地冻，他连找个地方出卖劳力也都成问题，一家人就蜷在家里干耗着。即使是冷得不得行，也没钱买煤取暖，一百斤煤要十七块钱，这十七块钱毕竟不是小数字。一百斤煤也就那么三五天就烧光了，要靠煤火取暖，就显得很奢侈了。所以，每天的那两顿饭，靠捡柴火来煮，也就不足为怪了。
农村有句大白话叫做“背时的人是喝口米汤都要遭噎”。虽然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眼里，夏兴忠不算是个农民，至于“背时”这话也不敢说，但他的确给“喝米汤都给噎了”。
夏兴忠的前妻是跟有钱人偷偷跑的，还留下了一个带残疾的儿子叫夏伟。夏伟是在班竹乡中学读初一时，耳朵忽然失聪带上残疾的，从此，夏伟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这是一个大晴天打下炸雷。这个突来的灾难让夏兴忠夫妇没法接受，再加上当时的生活早已贫困潦倒，无奈之余，夏兴忠的妻子撇下丈夫和孩子，独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
为了求生存，夏伟只好到广东番禺打工，寻找生活出路。夏伟已经24岁了，一直在外打工，夏兴忠说，也不知他在番禺那边过得怎么样。
现实再残酷，还得接受。日子再难过，还得过。夏兴忠又娶了本地的姑娘做媳妇，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终于盼来的第二个儿子—— 夏林。可这时候的夏兴忠已经是54岁的人了。媳妇48岁。
也不知能不能把孩子拖出头。夏兴忠和他的媳妇总是这样担心着。
两年前，上坝茶场的茶园承包给浙江老板经营，夏兴忠又不得不继续贩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去给浙江老板打工，维持生计。
现实并不因为他生活的无奈而给予夏兴忠额外的关照，而是在他最不幸的时候，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次，他算是彻底的跌倒了。
浙江老板承包了茶场后，采茶用的是机器采摘。一台采茶机需要三个人才能操作。他人老了，没得劳力，抱不动机器，也跑不赢机器，只好负责操作风带。2007年8月29日中午，天气有点热，他穿着短袖衬衫去采茶。他害怕风带搅着光手膀子，自然就离风带要远些，哪晓得那采茶机加油一猛，就跑快了，他就被采茶机撂在了一仰八叉，栽得手膀子和腰杆动弹不得。他本来可以到班竹乡卫生院去检查上药的，可要走七公里多的山路，根本就走不去乡卫生院。他知道，茶场附近没得医院，所幸的是在一口烂篾箱里翻到了两张买了很久的膏药，他就将就的贴了了事。
夏兴忠在上坝茶场打工也没有签什么用工合同，他总是样认为，只要别人家不嫌他老，还继续给他一个出卖劳力的地方和机会就已经不错了，以至于自己受了伤，也只得抱着肚子干挨着。
我采访夏兴忠的那天，他已经在家休养了三天。他连自己动手煮饭都成问题，每天都要等在整村扶贫移民搬迁工地上煮饭挣钱的妻子，把工地上煮饭洗碗的活全忙完后，才回家煮饭给他吃。
因天气影响，夏兴忠一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茶园打工，收入也只有一千五百块钱，这也算是收入较高的了知青家庭了。
夏兴忠说，要是自己年轻点，还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可如今自己已经是要满六十岁的人了，出去卖力气，哪个敢要哇!
他也曾到过正安县城，想托老同学找活干，可见了当年的同班同学，相互虽然认得，可根本就不理睬他，连打个招呼也都害。这很让他伤心了一阵子。但他还是想得开，说这也不奇怪，毕竟自己穷了这么多年，一幅穷酸像，谁愿意正眼看你哟。
一所起这些，就勾起夏兴忠无尽的回忆。
1971年，他初中刚毕业，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参加考试去教书。因家庭情况特殊，他不能去。于是他就去桐梓县当民兵，可回来后，还是不能安排正式的工作。于是，他又参加了正安境内的良坎电站建设。不幸的事在修建良坎电站的时候又发生了——他的手给受伤了，终身带上了残疾。虽然当时政府就给他办理了伤残鉴定手续，可他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后来，他又去一家煤矿挖煤，因一只手既不能挖煤，也推不动机动车运煤，就只好一挑一挑的挑煤，靠挣小钱过活。
手没带上残疾的时候都没有安排到正式的工作，手带上残疾了要想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有点痴人说梦了。这个时候，他想到去插队当知青后，就可以安排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就找到了组织，要求去就受劳动改造。
他拿到了组织把他安排到“国营上坝农场”当知青的介绍信，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大清早，他就和饶国荣一道，怀揣着组织开的介绍信，带上平时洗换的衣服和被条，从县城出发了。毕竟这是去报到上班，心情好得很。路上，他哼曲子，饶国荣比划手势，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那么几句，反复的唱，越唱越有劲，早饭时间还不到，就走到了格林区（现在的格林镇）。
凭介绍信，他俩在格林区食堂吃过了早饭后，就沿着格林到班竹的山间小路，小心翼翼地上一坡又下一坡。路边的猫爪刺把衣服抓破了，马尔干草把手膀子割出了血，石头撞崴了脚趾甲……这些，他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只顾着擦汗，哼歌，赶路。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才走到了班竹。
刚到班竹，一辆由上坝茶场派来专程迎接知青的“27型”拖拉机早已等候多时。车上拉起欢迎知青的大幅标语，先来一步的知青敲着锣鼓，唱着歌前来迎接。
他急忙把背包撂上了车。柴油机发出的一阵阵嗒嗒嗒嗒，嗒嗒嗒嗒轰鸣声湮灭了前来迎接的知青们的欢歌。屁股还没座热，一拖拉机就把他俩拉到了国营上坝茶场的办公楼前。
刚到茶场的那些日子是他这一辈子最快乐日子。不只是人年轻，精神好，更关键的是组织考虑的周到，没有把他安排在生产第一线，而是安排他当队长，属于管理层。这对于手带残疾的夏兴忠来说，简直是前世修来的佛。
只是这佛修来的时间不长，茶场不景气了，夏兴忠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然，别的知青也不例外。
艰难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夏兴忠总有一种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失落感。他说，一道来当知青的和新州老家后来才来当知青的，都回去了不少，有的还在县城弄到了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已经是“丁也没得，板也没得，仅有就是一幅多种高寒病症综合的躯体”。这么多年了，找的钱连养家糊口也弄得紧巴巴的，这日何时是个尽头了。
夏兴忠在上坝茶场主管过茶叶生产，他也认真总结过上坝茶场走到今天的这种境地中的无奈。他说，茶场效益好的时候，别人生产一斤上好的茶叶要卖几百块钱，而他们场里生产同样的一斤茶才卖几块钱，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他们茶场没有创出品牌，注册一个商标需要七万多块钱，不是不想弄个自己的品牌，不是不想注册自己的商标，只是不知去哪里才弄得到那么多钱。
在茶场干了三十多年了，夏兴忠连一次电视都没有看过。虽然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也有极少部分买了电视，他本来可以去别的知青家看电视，了解茶场外面的世界，但他没去，从来没去过。他说，不只是他一个人才是这样，不去有电视的知青家看电视，大凡条件与他相差无几的知青都这样。原因只有一个——穷。大家都穷，穷得害怕，穷进了骨子，以至于连你到我家来吹牛，我到你家去聊天，都觉得很没脸面，很丢人。
上坝茶场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也没有书报可读。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玩扑克、输小钱，或偶尔有一两个臭味相同的在一起杀两局象棋。夏兴忠就是其中的一位以杀象棋打发无聊的留守知青之一。老知青们见他无聊、落魄的样子，也曾叫他一起玩两把扑克，可他说兜里没得钱，打不起牌。就这样，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一个人窝在家里。有一名老知青一直和他的关系不错，偶尔也来他家杀两局象棋，或闲吹几句。但这种机会极少。
他现在已经是思想很不合群留守知青之一。上坝茶场的领导考虑到他这样生活下去，迟早要出问题。
2003年，上坝茶场的领导就安排他与别的三名老知青一道，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要他们四人一道坐车到安场，一方面可以找别的事做，改变生活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外界接触，希望在思想观念上有所变化。可他没有座上坝茶场领导安排的吉普车，而是座了一辆摩托车，独自就到安场去了。
他来到安场，始终觉得外界的生活境况与他格格不入。他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观念没有改变，也没找到合适的事做，最终还是回到了留下自己苦涩记忆的上坝茶场。
冬天的上坝茶场风雪特大，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也就没有什么活可做，生活也就越来越清淡。这个时候，到县城来卖煤球、擦皮靴、捡垃圾、背背篼、拉板板车等成了他们的首选。当然，这指的是身体状况较好的部分知青，至于体弱多病的那部分知青，就是干这样的体力活也成了泡影。诚然，这也包括夏兴忠在内。
一到冬天，夏兴忠还是准时带着妻子和孩子回正安县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夏兴忠回到县城，不是找活干，也不是专程来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更不是来服侍母亲，而是回来将就母亲每月的五百块钱养老金，把一年中最艰难的日子熬过。这日子要一直熬到开春后，上坝茶场有活干了才结束。
这很像现代社会流行“啃老”。但夏兴忠不是。
夏兴忠和他母亲住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地方没得，就将就着睡沙发和凉板床。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老红军的遗孀，每月有五百块钱的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
说起这些，他内心的酸痛就一丝丝爬上了额头，目光是那样的呆滞和无奈。
夏兴忠说，他这一辈子就已经算了，但令他不安的是他没法给孩子夏林创造条件。哪怕就读几天书的条件也好。
夏林已经五岁了，也该开始接受学前教育了。
夏兴忠给夏林买的新书包一直挂在墙壁上，已经上灰了都没有背过一本书，哪怕是一支断了的铅笔都没有装过。因为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茶园小学办垮了，上坝茶场的孩子要走三公里远的山路才有学校，又没有人接送，夏林也只好留在家里，玩他唯一的玩具——小卡车。夏兴忠毫无表情地说，这玩具小卡车是他一次来正安县城，在王尔嘴的垃圾场里捡的。
现在夏兴忠唯一的想法是回正安县城，带孩子读书。但一想到自己没得关系，找不到接受的单位，又加上不敢在县城居住，他知道，城里的人际关系不如上坝茶场好处，城里人来人往的花销特别大，哪怕是一般关系，吃个生期酒拿五十块钱也都小气得很，要是在茶场，十块钱吃一次生期酒或者出嫁酒，也还大方得很。所以，他又犹豫了。他害怕了。他彷徨了。
五、他的年纪最大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帅仕银一会儿说自己72岁，一会儿又说自己76岁，而上坝茶场的领导介绍他今年63岁！
63岁，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他的年纪最大。
帅仕银到上坝茶场来已经近四十年了，不管怎么说，这近十四年的蹉跎岁月是他一个孤零零的走过来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假。还不包括来上坝之前那段孤苦伶仃的苦难岁月。
古代的君主习惯谦称自己为孤，或者寡人。而“孤”字在现在所指的是那些脱离群众，孤立无助的人。
所以，帅仕银应该是属于后者，属于无法融进群众，孤苦无助的人。
为帮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这位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的最年长者，这不得不使我再次推开了帅仕银暂居的那间教师宿舍门。
推开门，三块水泥砖随便镶成的一个半“工”字形灶台放在了门的正对面。砖缝也没有用泥巴或者水泥砂浆糊，铁锅儿放在上面，就做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近似于我儿时做“客客饭”用的“灶台”，但这是帅仕银煮饭吃的灶台。
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帅仕银总算起了床。他正在煮早餐吃。
帅仕银满头花发，满脸的胡子把脸膛映得特别小。很显然，他的胡子已经有几个月没刮过了。他牙齿掉了不少，只剩下光光的牙龈。他穿着黄色的制服，破旧，湿漉漉的，已经长时间没有洗过。
帅仕银是饿了才起床的，因为这个时候该煮早餐吃。
一把柴火加进去，满屋都是烟子（本来说满屋这个字眼是最不恰当的，因为这间屋子只有几个平方，并且还用半壁砖头隔成了卧室和厨房，说满屋子其实是夸大其词了），柴火灰直往铁锅儿里钻，往水泥砖“灶台”上扑……锅儿里的面条煮熟了，足足有大半锅儿面条。面条里没有放酱油，也没有放味精，更没有洒葱花之类的佐料，仅有的就是几颗油珠儿伴着大一块小一块青海椒皮在锅里打漂漂儿……
帅仕银端着一大土巴碗面条，呼噜呼噜的吃得有滋有味，时不时的有些半截面条从他的嘴里掉到地上。他用不着把掉在地上的面条捡起来，因为还有两张嘴巴已经守候得直流口水。也用不着他招唤，那两张嘴巴，他的两个小伙伴——两只才满双月的小狗——准会过来吃得舔口撩嘴的。因为他的两个小伙伴仅靠吃地上的那几截面条显然吃不饱，吃了还想吃，所以始终靠在他的脚背上不肯走。以至于帅仕银每次煮面条吃都要多煮点，锅里现在还剩下一大土巴碗面条就是给那两张嘴巴煮的。
帅仕银居住在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的一间教师宿舍里。屋里搞得乱糟糟的，煮面条吃的柴火随便甩在地上，锅碗瓢盆东一样西一样倒放着，斜放着，乱丢着。摆得最整齐的要数那三块木板和几块砖头搭成的“碗柜”下面的空啤酒瓶子，和上面的装苞谷烧酒用的塑料罐。
我在走访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得知，帅仕银在留守的知青部落中，是一位喝酒有海量角色。留守的知哥知姐们评价他的酒量，要是用在现在的社交应酬，说不定还能促成很多项目落成呢！他自己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现在他除了每天的早餐吃面条外，中餐和晚餐吃的都是酒，以至于到他的“家”里很难找到大米之类的东西也不觉得奇怪。这个地方要顺便交待一句的是我之所以要把那个家字加双引号，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就没要找到过媳妇，所以他的家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家。
帅仕银来上坝茶场快已经四十年了。但要他说具体是哪年上来的，他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唯一记得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帅仕银的老家就在班竹乡的旦坪村，离上坝茶场很近。他是一个人来上坝茶场的。后来，旦坪也上来了一些知青，但都回去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人，孤零零的与两张小嘴巴相伴。
帅仕银在旦坪的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哥哥和弟弟早已不再人世。他的父母亲也早就离他而去。
帅仕银在来上坝茶场之前，他的弟弟就死了，因死得早，就连自己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也记不起。他哥哥帅仕红死的时候他已经大记得了。帅仕红是到桐梓县当工人，不到三个月就生病了。去医院检查，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医药费，连个病因都没有查出来就出了院。找人抬回老家后，在床上睡了两个多月才慢慢的死去的。
他的哥死后不久，他唯一的侄儿在十三岁的时候也生病死了。这个时候，帅仕红的媳妇，帅仕银的嫂嫂也了无牵挂，有的仅仅是痛失丈夫和孩子后，难以愈合心灵悲痛。
不久，帅仕银的嫂嫂改嫁到宋家。不幸的是他的嫂嫂改嫁后，在给宋家添孩子的时候，死于非命。
帅仕银成了特殊意义上的“孤家寡人”。生产队的人都可怜他。生产队队长就主动与上坝茶场（当时还是农场）领导协调，虽然帅仕银大字不识一个，但还是像当时的知青上山下乡那样，光荣的应征“入伍”了。
来到上坝茶场，他一直在一线从事劳动，一个月可以挣十多块钱的工钱。种苞谷，栽水稻，他都很在行。农场开始大规模开荒种茶的时候，他又加入了种茶的队伍。他现在都还记得，当时他们五个人开垦的五百多亩荒地，种了些什么。包括在现在哪个位置他都记得。开荒种茶告了一个段落后，他又开始放绵羊。茶园开始投产了，他又到加工房炒茶青。
从荒地上种出郁郁葱葱的茶园投产，到茶园进入老龄期，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可这二十多年来，他的工资每月就只有一两百块钱。一直到退休，他拿的还是这个数。还不如他退休后，每月拿到的养老金多。
一说起放绵羊的事，一丝不经意的喜悦在帅仕银的右眼眶里打了个转儿，就不见了，一下子就转为了悲痛。
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就放过绵羊。
那时候是在格林放绵羊。那个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每天邀约同年的伙伴们，把绵羊追到山坡上去后，就开始尽情的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把羊子甩在一边，自顾自的玩扑克，打跳，爬树，累了困了就在地上躺一会。饿了嘴馋了，就出歪点子，坏主意，抠别人的红苕吃，偷别人花生吃，就连还未收浆的玉米糊糊也啃过……
正因为他放过羊，他的童年生活也因此烙下深深的伤痕。那是一年的年关，放羊的伙伴都回家过年去了，他却留了下来。上百头羊子就他一个人赶着放。因冬天羊子找不到东西吃，老是乱跑，他怕把羊子给跑丢了，就使劲的甩着鞭子赶羊，因甩急了忽然收回来，那鞭头正好打在了他的右眼球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他失去了知觉，滚了一大坡土坎。
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右却挣不开了。
帅仕银在格林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转，就转院到正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他的右眼从此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失去了右眼，但医疗费还得拿。当时花了一千多块钱的医药费，其中有八百块钱就是他放羊子挣来的工钱。
童年留下了残疾，少年孤苦伶仃。以至于他来到上坝茶场都四十年了，每年的春节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喝闷酒度过的。
他不会串门，不会吹牛，来到上坝茶场后，只知道白天要干活，天一黑就要睢觉……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成了抱烟老汉。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辈子连一个谈对象的机会他都没有抓住过。哪怕是牵一牵自己单相思的女人的手都行，但他等了一辈子，都未曾有过。
开始时，姑娘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不方便。后来，又嫌他穷。再后来是嫌他老，最后是嫌他麻木了，糊涂了……
冬天，他就靠烧煤球和木柴禾取暖，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白天晚上都蜷成一团，一直蜷在被窝里。
他本来可以回老家旦坪安度晚年。在老家，他还有两间木房子，至今还保存着，只要他回去，乡亲们也愿意拿点菜园子地给他耕种。可他太痴情了，想一辈子都留守上坝茶场，蜗居上坝茶场，默默的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至今都还记得，活了那么大一把年纪，仅仅去过一次正安县城，就是那次去正安县人民医院医眼睛，所以正安县城留给他的印象，永远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模样，永远是那么美好。
退休了，帅士银每月有五百块钱的养老金。他的日子是一天一天扳着手指头数着过的，因为他每个月的开销算得明明白白：
每天两瓶啤酒，六块钱，一个月要一百八十块钱；
每天两斤白酒，五块钱，一个月要一百五十块钱；
每天吃一斤面条，一块三角钱，一个月要三十九块钱；
每天烧三个煤球，九角钱，一个月二十七块钱；
两个月秤一次肉，一次秤十五六斤，一个月平摊七八十块钱；
……
帅仕银很少买米煮饭吃，每天都是靠酒精分子硬撑着。虽然留守上坝茶场知青们说他喝酒的工龄已经和他当知青的历史一样长，但碰到他去茶场的小卖部买酒时，都少不了要劝他几句，要他少吃点酒，说酒喝多了伤身体。只是说的时候他满口答应，可一回屋子里，他又“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让金樽空对月”了。
开始领养老金了，帅仕银一个月下来还有几十块钱的结余。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和他套近乎。如今，他结余下来的也有一千多块钱，可是那一千把块钱到底装进了哪些人的裤兜里，哪个裤兜里装了多少，他却全都不知道。
当然，帅仕银的那一千把块钱，没有被别人偷，也没有被别人抢，而是借给了那些在上坝茶场没法生活下去，去广东当工人的知青们做车费了。
生活寂寞了，他想起了养狗做伴；生活糊涂了，他觉得养狗比交朋友靠的着；难得糊涂了，他想起了养狗是一种很有涵养生活方式。
帅仕银每两年就要更换一次“小伙伴”。当“小伙伴”两岁的时候，他就把它们给宰了，在那三块水泥砖搭成的灶台上，一锅给清炖了吃，连汤也不剩一丁点儿。就这样喂了杀，杀了喂，也很有兴致的，打发着生活中的孤苦与寂寞，残酷与煎熬，痛苦与无奈。
从上坝茶场到正安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前些时候要十五块钱的车费，现在要二十块钱的车费。这些，帅仕银记得清清楚楚。
帅仕银记得清楚地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心愿一直藏在帅仕银的心窝里——要是哪天能够到正安县城去看一看，走一走，当一辈子知青他也就知足了！
他说。
六、他放了媳妇一马
1977年7月，年轻的帅小伙罗建中在正安一中念完了高中。
那年，他才18岁。
那年，他来到了上坝茶场。
罗建中从小在正安县城长大，童年生活充满了阳光。正因为他是城里人，所以罗建中不得不远离正安县城杨柳巷的那个家，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劳动再教育。
一切都收拾好了，他还特地到农贸市场买了一双解放鞋和洗漱工具。当天晚上就打好了背包后，上坝茶场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丽画面，搅得他一夜没睡好觉——因为太兴奋了。
大清早，罗建中打起背包，提着洋瓷盆，背着水壶，带着家人的叮嘱，一个人来到了县农业局门口。
一辆解放牌汽车已等候多时，前往上坝茶场的知青曾祥文、王真容（女）、龙延丽（女）、刘志芬（女）等一共六人，已经上了车，就差他了。
解放牌汽车吐吐的出发了。
解放牌汽车的轮胎始终转得不快。经土坪、流渡，汽车就在山间公路上摇摇晃晃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太阳下山了，他们才饿着肚子来到中观。罗建中至今都还记得，当时到中观街上桥头的一家小面馆，买了碗面条，中午饭和下午饭就这么一碗清汤寡水的给装了。天黑了，走不动，也没旅社可住，偌大的车厢就变成了一张多人床。已经是农历的十月间的天气，车上没有篷布，大家就找了些干谷草垫着，就和衣躺在车厢里，寒冷的夜幕是最暖和棉被。大家不敢睡着，罗建中甚至连叠好的背包也没有打开，当着枕头数星星到天亮。
说是出发前就和上坝茶场的领导衔接好了，由县城出发的汽车只负责把人送到中观，然后由上坝茶场派专车来中观街上接就行了。可是，由上坝茶场到中观的公路塌方了，车子开不过去。上坝茶场派的专车等到太阳快落山都不见下头的车来，只好敲锣打鼓，扯下“欢迎新同志”的大幅红标，一路上“日落西山红霞飞，解放军战士把营归把营归……”，回了茶场。
第二天大清早，上坝茶场的领导组织先来的知青去修补好了塌方的公路后，才又派专车去中观迎接和罗建中一道，来自正安县城的知识青年。
因头昨天晚上太冷，又没睡好，罗建中感冒了，以至于一下车就打瞌睡。虽说才是十月间的天气，可是，在县城住惯了的罗建中感觉已经到了严冬。他已经冷得遭不住了，蒙头就睡，就连敲钟吃饭都没有敲得醒他，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睡醒过来。
其实，说罗建中第二天早晨才醒来过来是很不确切的，因为他上来的那天晚上，上坝茶场就下了雪——这让初来上坝茶场的罗建中等六名知青感到惊奇——毕竟他是睡在四壁透风的屋子里，屋子的四周用木板简单的拦着，漫天的雪花随风舞，呜呜呜乱闯乱叫，连被子上也垫了一层厚厚的雪，能不醒来吗！
起床了。该吃早饭了。饭和菜装了满满的一大碗，罗建中他们一人端着一个大土巴碗，像个叫花子一样，目瞪口呆的站在风雪中，连饭都忘了往嘴里刨。
吃完饭，上工了。罗建中投入了开荒种茶的大潮。每个月只有十八块钱的工资。三十多年过去了，一道来的六名知青也只留下了罗建中和曾祥文，其余的因拖家带口，日子难过，奔命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他还是工人，每月也只能挣到三百五十块钱的工资。这每月三百五十块钱的工资除了维系自己的生存外，还要负担在贵阳茶校专门学习茶叶加工技术的女儿罗丹，每月四百块钱的生活费。所以，他每个月的月底账都成负数在持续增加。
在贵阳茶校专修茶叶加工技术的不只是罗建中的女儿一人，还有留守上坝茶场的其他知青的子女。
这足以说明，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至今都不甘心，还在企盼着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三千六百余亩茶园起死回生，继续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经济保障。为此，经现任上坝茶场领导的上下打点后，统一把留守知青们的子女送到了贵阳茶校专修茶叶加工技术，希望孩子们学成后再回到茶场，继承他们父辈们创下的“基业”。
在常人看来，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此举实在令人费解，但留守的知青们已经把那用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浇灌的茶园视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以至于连自己的妻子被穷困憋得跟别人跑了，他们都还要痴情的守候。
这也包括罗建中。
罗建中本来有一个温馨的家。不过这个温馨的家维系得很短暂，就像铁路上一个中转站，或者旅店之类的。
确切地说，罗建中已经十余年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了。家这个词已经逐渐在留守中被他淡忘。
他的妻子叫郑传珍。
1986年，郑传珍加入当时浩浩荡荡的茶姑队伍——到上坝茶场采茶。因郑传珍一直在罗建中承包的十多亩茶园中采茶，渐渐的就对健谈帅气的他动了心。再加上这个时候，上坝茶场的生产效益不错，知青们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有了点找对象本钱。郑传玉在她的姐姐（当时，他的姐姐也与上坝茶场的知青结了婚）的撮合下，没有要罗建中一分钱的彩礼，就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他们的婚礼是1988年在三队的工房里举行的。茶场的领导特别照顾他俩，专门誊了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青砖瓦房——一间厨房兼卧室的矮屋子，这就是罗建中和郑传珍的家。婚礼办的很热闹，茶场的知青们都来庆贺，还逗钱买了洋瓷盆，床单和锅瓢碗盏。
这年，罗建中已经29岁了。他已经无奈的晚婚晚育了。
他的激情已经被费尽周折都回不到城的现实给浇灭了。是这个温馨的家再次点燃了他对生活的期望。第二年，郑传珍给罗建中生了一个女儿——罗丹。幸福的生活开始了。可是好景不长，茶园老化了，罗建中的经济收入呈直线下降，以至于他的家庭的温馨指数，也与上坝茶场淡出市场经济的速度成了正比。
当然，命运待谁都不薄，如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和被迫外出打工挣钱糊口的知青，都同样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对于贫困农民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不失为一条捷径。但则条捷径用在是农民，却享受不到中央的“三农”政策，是企业工人，却又享受不到相关政策扶持的知青们来说也同样适用。不过，这条捷径又把不少的知青家庭推向了破产的边沿。
1992年，罗建中的妻子与老知青的女儿张亚琼一道，去广东当工人去了。
命运戏弄人就给商人宰顾客一样，永远是一件没商量的事。偌大一个广东，郑传珍连找个地方出卖自己最廉价的劳动力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半年了，郑传珍一分钱没挣到，只好去张亚琼那里借了车费，又回到了上坝茶场。又回到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那个家。
这一回来，争了账不要紧，要紧的是郑传珍的心彻底冰凉了，承受穷困生活的底线彻底崩溃了，流血的心理逐渐忘却了那个曾经共同呵护的穷酸的家。这也怨不得谁，生存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生活。罗建中总是这样认为。或许这是在安慰自己，抑或是在包容同样命运的人。
——因为罗建中度过《阿Ｑ正传》。
1995年，罗建中的家庭彻底破产了。妻子以“扶持这个穷酸的家和挣钱供孩子读书”为由，再次来到广东番禺一家食品厂打工。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郑传珍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打工了。她知道，仅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挣钱，终究会随着自己的劳动力的耗尽，而被劳动力市场抛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只有七岁的罗丹住在正安县城的亲戚家里，在亲人的管护下开始念小学，而罗建中则上坝茶场坚守那个半死不活的家。
不经意间，时间已经到了1999年的10月。
10月，正是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给茶树打顶，让茶园进入休眠期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罗建中的媳妇又从广东回来了。只是这次她没有回到上坝茶场那个家，也没有回正安县城看望女儿——罗丹，而是直接到了中观镇人民法庭。一纸离婚起诉书，罗建中与妻子五年来的第一面，在中观人民法庭实现了。
她这次是专为与罗建中办理离婚手续而回来的。
五年来，她仅仅托人给罗建中带回了一件她亲手织的毛线衣。
其实，罗建中收到那件毛线衣的时候，整个人都一下子沉了下去！
因为罗建中知道，上坝茶场不应该是她的归宿！
因为罗建中明白，一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卧室兼厨房，低矮的青砖瓦房，不应该为还很年轻的媳妇宿命！
因为罗建中清楚，自己的女人自己养活不了，“天要下雨，妻要改嫁就随她去吧”！
因为罗建中更清楚，他所居住的三队，知青们娶的都是些漂亮媳妇——是正安境内到上坝茶场采茶的姑娘，结婚后，都因男人们没本事，找不到钱，养活不自己的媳妇，那些年轻漂亮的都是跟有钱人跑了的。去寻找自己的温暖被窝，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
罗建中是如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的唯一的一名高中生，发出的感慨也一套一套的，像言情小说书上写的那样，感人得很。
罗建中思想清楚了，他决定放她一马，放她一条生路。他毫不犹豫的就离婚判决书上签了字。
罗建中把字签了，突然又多了一份顾虑——自己多少还可挣几分钱，带着罗丹还可以艰难的度日，倘若是她带着个孩子，要再嫁个好的人家户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在法庭，罗建中只提了一个要求——孩子由他带！
拿到离婚判决书后，一道生活了十余年的媳妇，连一句话都没有对罗建中说，仅仅对女儿说了句“毕业后去我那里打工”，就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罗建中的这个家就这样不声不息的解散了。至于那件毛衣，他至今连一次都没有穿过。哪怕是试穿。
既当爹又当妈的罗建中把女儿拉扯大了。他的孩子却始终没有接到过妈妈的电话，或者是书信。当然，孩子就更不知道自己的亲身母亲生在何方。
冬天是茶园的休眠期，也是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生活的枯水期。这枯水期很长，要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农历）。罗建中说，老家住在正安境内的知青们算是幸运的，不管怎么说，至少还可以回家“啃老”，度过漫长的茶园的休眠期和生活的枯水期。而老家住在其他省市的知青们，走得动的，就到正安县城擦皮鞋，拖板板车，捡垃圾，卖煤球，而走不动的，就只好在年久失修“知青房”里蜷炕头，蜷被窝，任凭寒风萧萧，北雪飘零！
罗建中的生活枯水期偶尔在正安县城的老家度过。有一年，他自己买了喷灯，早晨六点钟他就到县城的农贸市场找烧肉洗肉的活干，准备挣点零角角钱给孩子花。可是，一天下来，他连本钱都挣不起。一个星期下来，他倒贴了十七块钱。
罗建中现在很想回到正安县城的老家，但他觉得即使自己回城了，也未必能够生活的下去。原因很简单，他现在仅有的就是被岁月蹉跎得毫无利用价值的躯体而已，即使回城，找个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可也没人愿意为一个毫无剩余价值的人卖单啦。何况自己的户口还在上坝茶场。现在在上坝茶场，他一个月还能挣三百五十块钱的工钱呢。
罗建中在正安县城杨柳巷的老房子在旧城改造中拆除了，偿还的房子他没有敢要，而是折成钱，供孩子读书了。他总是这样想，钱没了可以挣，挣得多，就多用点，挣不到，就把裤腰带捏紧点，要是孩子的前程耽误了，那是一辈子的事。
罗建中已决定继续留守上坝茶场。他说他只需要继续留守十二年，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到那时，说不定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养老金。这一来，供孩子读书欠下的一千多块钱的账也有还的希望了。
七、他知青时间最长
“试问苍天，慢慢知青路，何时是尽头！”
这是再次来到上坝茶场任副职领导的邱本志，在他笔记本里写的一句话。
邱本志说，这并非是他的愤世嫉俗之语，仅仅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对知青归宿和现实的拷问的实话而已。
对知青生活这段经历，他铭记于心。邱本志说。
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邱本志是接受劳动改造时间最长的知青。
当全国的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劳动再教育的时候，邱本志刚好在正安二中念完初中。那年，邱本志18岁，不得不离开环境比较优越的家，到当时的中观区中观公社红光大队石坝子生产队插队。
当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的时候，这场地震也波及了边远山区。他和来自遵义、贵阳和正安县城的100多名知青聚在一起，也在石坝子生产队掀起了“改土造田”的高潮。那改造好的田土，至今都还在为当地农民带来效益。
在石坝子生产队插队的100多名知青中，邱本志是个佼佼者，深受中观区农推站干部唐英杰的器重和栽培。唐英杰经常带他到田间地头实践，仅在那里成功栽培出了双季稻。在农业生产上已经搞出了点名堂，邱本志的名气也传开了，技术也得到了推广，当地农民的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这样又过了两年，他又投入到了流渡至中观的公路修建之中。
修公路，人多，场面大，“出工不出力”的事经常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这让邱本志很是不习惯。当然，也有人想拉他“下水”，但他拒绝了，只希望早点结束那种“吃大锅饭”日子。邱本志现在想起来，总是说那时候自己还是“笨了点”，怎么就犟着鼻子不合潮流呢！
1973年，公路修完了，邱本志又回到石坝子生产队。这个时候，邱本志觉得不能老搞农业生产，“该转项得了”。于是他又在石坝子生产队搞起了砖瓦厂，居然把当时只有二角五分钱一天的工资发展到了二角七分钱一天。他说，“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他带着大伙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把石坝子生产队的大部分茅草房都改成了砖瓦房，连猪圈、牛圈也改成了砖瓦结构，石坝子人祖辈以来的梦想居然在一个“外人”的手里变成了现实，“真了不起”，当地老百姓很是感激。
1976年，他开始用自己的名气跑关系，以两斤苞谷籽换一斤洋芋种的代价，到市坪、谢坝引来巴东洋芋种，准备先在石坝子生产队试种，等成功后，在全面推开。
种植巴东洋芋的技术简单，和大宗洋芋的种植相差无几，并且这巴东洋芋产量高，个大，石坝子生产队的农民喜欢得不得了。
试种成功了。邱本志一下子成了来石坝子生产队的知青中的红人，也成了来中观的知青中的红人。
邱本志当知青很走运，自己把自己给捧红了。“但这当知青毕竟不是一辈子的事，还是想回县城老家呀。”邱本志道出了他的心里话。“做梦都回城安排个恰当的工作，再找个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终于，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邱本志得到这个消息，简直高兴昏了，“这馅饼为朗格不早天巴掉下来哟”，邱本志至今都还记得当时他说了些啥。
政策下来了，邱本志前前后后有八次机会可以回城安排工作或者考学校，可八次都是高高兴兴的上路，把满怀希望的回城调动表送到县城。终因家庭成份问题，审批却从未通过。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沮丧，一次次的心灰意冷，他泄气了，他崩溃了，他彻底放弃了回城的奢望，准备着踏踏实实的在石坝子当一辈子农民。
邱本志整整改造10年了，回城无望，安排工作也根本不可能，但自己的终身大事还得考虑！在万般无奈之下，邱本志开始和正安县城小站坝的姑娘古瑞芬“自由恋爱”了。他也做通了媳妇的思想工作，要媳妇结婚后，一起到石坝子当农民。古瑞芬答应了，不久就结了婚。他真的把妻子带到了石坝子生产队。从区里到生产队的领导都非常同情邱本志的遭遇，也时常为邱本志的遭遇不公感到惋惜。领导们也觉得邱本志不能老是在地里劳动，也该给他“换换岗”了，于是，又把他和他的媳妇一起，安排到红光小学，当了两年的“孩子王”。
1978年，邓小平出山了。据说又有了新的政策——所有的知青都要统筹安排工作——出生条件好的都安排在了好的工作岗位，出生条件差的就安排在较差的工作岗位上。生产队的同志把安排工作的通知送来了，捶了10多年田坎的邱本志高兴得不得了，迫不及待的收拾好了东西，爬上直冒黑烟的拖拉机来，到了上坝茶场（转点安排到上坝茶场，继续知青）。
来到上坝茶场的第一天，邱本志第一次吃上这辈子最好的东西——“煮的猪肉像豆腐那样大块大块的，还可以像吃饭那样大碗大碗的舀来吃。”他觉得自己“彻底解放了，到了天堂了”，还自豪地说：“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生活吗！”
人一有点长处，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邱本志一到上坝茶场，名声在外的他又得到了茶场领导宋庆仙和孙修高的重用，仅开了半年的生荒，就提拔他到茶叶队当队长，带着六七名知青开荒种茶。
邱本志是个活跃分子。知青们虽然每天开荒种茶干得满头大汗，可一息下来，他就组织那些贵阳、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来的知青，唱歌，跳舞，尽量让知青生活充满阳光。
三年过后，大规模开荒种茶的时代结束了，茶园正式建成。为了使茶园产生更好经济效益，他还带领知青们到湄潭县的茶科所学习科学管理茶园。
上坝茶场的茶园开始产生了勃勃生机，回不了成的知青们的生活也有了些好转，那些留守下来的知青大都找正安各乡镇来上坝茶场采茶的“茶姑”结婚了，准备着在上坝茶场当一辈子的知青。当一辈子留守的知青部落。
留守知青部落的孩子都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这个时候，曾经当过“孩子王”的邱本志又到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茶园小学教了一年的书。
1984年，邱本志暂时离开了上坝茶场，被抽调到当时的遵义地区农工商茶叶公司，从事了三年的业务工作——实际上是去茶叶生产管理。学成后，他又回到上坝茶场，从事专门的茶叶生产管理。还获得过“《西部茶业》创刊者”的称号。
当上坝茶场的茶园进入了发展阶段的时候，上面又出台了政策，鼓励人们搞非耕地开发，发展茶叶产业。在这个大环境下，邱本志又被抽调到安场，领办东升茶场。几年下来，他领办的东升茶场已经发展到了600余亩，茶场周边的200多户农户也因此受益。同时，他加工出来的产品曾荣获“首届名茶两会优质产品奖”。
邱本志领办的茶园产生效益后，他出资30余万元，修通了从瑞壕到新泽坪，再到东山梁子的盘山公路，解决了沿线农民农用物资运输难等问题。此后，他又出资10万元，架通了从桥溪河到东山梁子的高压电路，既解决了茶叶加工及生产用电，也为东山梁子一带的农户送去了光明……
正当邱本志把领办的茶园搞得有门有路的时候，2004年4月5日，上坝茶场场长卢国态出事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和欧建学、毛勇一道，临危受命，再次返回了上坝茶场，但当起了拯救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使命。
此时的上坝茶场一派萧条、凄凉的景象。他目睹了留守下来的那114名连当地农民都不如的知青后，发出了由衷的感概：我的兄弟姐妹哟，我们的命啷个这样苦啊！于是，在他的笔记本上便留下了——“试问苍天，慢慢知青路，何时是尽头”这句掏心窝子的话。
邱本志流离颠沛了四十余年，但他依旧乐观的生活着，还常常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鼓舞自己，给留守的知青部落打气。他说：“苏武在一个荒无人烟地方牧羊都挺过来了，而我们还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的过好每一天呢！”
再次来到上坝茶场后，他和来自天南海北的知哥知姐们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想尽了办法，好像觉得不发奋图强，为上坝茶场卖命，就有负临危受命一样。
与其说邱本志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还不如说他与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宁愿放弃自己精心领办，正在带来实惠的东升茶场，放弃每年五六万元的纯收，也要到上坝茶场来，与留守的知青部落一道，同甘苦，共患难。继续无期的守望！
因为邱本志在上坝茶场是副场长，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290元。欧建学是场长，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30元。但他们毫无怨言，依旧为拯救上坝茶场而四处奔波。邱本志说：“我、欧建学、毛勇，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办法把上坝茶场拯救起来，只要能帮助留守的114名知青渡过生活的难关，大伙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就再也没有别的奢求了！”
八、他为大伙丢了性命
在正安县农业局办公大楼内，至今保存着原农业局的办公楼，不过已有一部分办公室改成了住房。在二楼那间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里，住着一位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邓永仙。
邓永仙的这间屋子当中用木工板暂时隔断，留有一扇门，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厨房兼客厅。2007年3月，她生病了，不得不离开留守多年的上坝茶场，回到丈夫卢国态在正安县城给她留下的这个临时的家。
卢国态是贵阳人，是上坝茶场的上一任场长，也是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之一。
因为今天的采访将要揭开卢国态尘封的往事，或许会带来伤感或者沉寂的气氛，所以先在电话里预约过了。
邓永仙是位细心人，已将炉子生了火，沏好茶，还洗了一盘水果。这些，在我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在回风炉上摆好了。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用暖融融的氛围调和采访氛围。
1978年，正安县知青办到贵阳招工，卢国态报名来到了上坝茶场。因从小生活在贵阳铝厂的缘故，对机械修理很感兴趣。因人和气，谦逊，备受上坝茶场领导的器重。一到上坝茶场，他就被安排到机修组，专门负责上坝茶场的机械修理。
三年后，卢国态当上了机务队队长。同时，还负责收缴上坝茶场党员的党费。知青们缴不起党费是常有的事，所以，收不齐的党费，都是卢国态掏腰包贴上的。
当全国知青大返城风暴波及到这座闭塞的大山时，已是大城市知青回城的晚期。对于上坝茶场的知青来说，回城简直就是迟来的爱。这迟来的爱给茶场带来一场大地震。突然，间搅乱了这里往日的宁静。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不少人匆匆卷起铺盖卷，回的回到父母单位，有的走门道进了城里的工厂，还有的干脆回家坐等工作机会。短短几个月间，全场知青有一大半离开了大山。
这迟来的爱对于招工来到上坝茶场的卢国太来说，也想通过正规渠道调回省城贵阳，那里才是他的家。他的父母亲和亲戚朋友在贵阳盼望着。但这回城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1997年，他在贵阳铝厂工作的姐姐已经给他联系好了工作，在办调动的时候，又因他的身份已由当年的知青转成了上坝茶场的农工（农业产业工人的简称，如今留守上把茶场的知青都习惯这样称呼），正式调回省城贵阳的事又泡汤了。
就这样，他和妻子邓永仙又在上坝茶场留守了几年。
2000年，卢国太正准备带着妻子，凭自己修车开车的技术到贵阳谋生的时候，拯救上坝茶场的重任又落在了他的肩上。面对难舍难割的知青情结，他没有犹豫，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当上了上坝茶场的场长。
上任之后，为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和他们妻儿老小的生活，他上贵阳，跑遵义，去正安，向相关部门反映茶场的困难，办理退休知青的社会养老保险。他费尽周折，吃尽闭门羹，受尽白眼，冷眼，常常被冷水浇过蓬头盖脸。但越是这样，他越是要坚定信心，厚着脸皮跑上跑下，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事给办妥。如今说起这事，那些靠社会养老金生存的知青又说不尽的感激。
两年来跑下来，自己贴了多少钱，他全都忘却了。为了大伙的事，他自己早就是穷光蛋一个。但有一个事实至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都记得——从上坝茶场到正安县城每天只有10块钱的补助，从正安到贵阳，每天的补助也只有30块钱。诚然，一天的补助，连一包搭桥的香烟都买不起，至于办事请客，靠这每天30块钱的补助无异于天方夜谭。或许读者会怀疑，作为一名场长，难道他就没有权利拿公款去打点吗！权利他有，并且也应该，但前提条件是要有公款！因这个时候，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正在生存线上挣扎。作为共患难的留守知青部落的班长，在这非常时期，他能去花公款吗！这从翻开他出事时，上坝茶场的家底——账面现金5470元，赤字1.43万元——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上坝茶场到底是个啥境况！
他一刻也没有停息。社会养老金的事办完了，接着他又开始争取退耕还林优惠政策，解决留守知青部落生存的燃眉之急。
这个时候，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因整个上坝茶场面积方圆近20平方公里，涉及周边农户多，历时时间长，致使上坝茶场的边界纠纷成了老大难。要享受耕还林的优惠政策，理清边界是至关重要。
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把整个上坝茶场走了一圈。他召集上坝茶场的前几任场长，周边村寨村支部书记、组长和村民代表，多次座谈，边界纠纷的事总算有了眉目。
2004年4月5日这天大清早，他座上了上坝茶场的那辆吉普车，来到了班竹乡街上。只因那“油老虎”——吉普车从班竹乡街上开往正安县城要烧70块钱的汽油，而坐中巴车下来只需要15块钱的车费。他说，“一趟就可以为场里节约55块钱，弟兄伙儿些命苦啊，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嘛……”。他毅然坐上了那辆由班竹乡开往正安县城的中巴车。当那辆中巴车行至格林境内的九道拐时，却径直的翻下了四百多米高的山坡。卢国太就这样带着联办项目的协议，争取解决土地问题的报告以及购置茶叶机械设备的任务，丢下了牵肠挂肚的妻儿和留守知青部落的期盼，撒手而去，给上坝茶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极度的悲痛……
与卢国态一起出事身亡的还有另外两名职工，也一同被摔下了深渊……
卢国太的妻子说：“要是他当时就座茶场的车子下来，哪里会出这事了——”话还没说完，眼泪却早就流了出来。
卢国态离开人世已经四年多了，但他在贵阳年近九十的父母亲至今都还不知道这事。当然，这事是家里人有意瞒着，因为他出事的时候，他的兄弟姐妹都来了，因承受不了打击，他的姐姐本来没来过正安，她却说她已来过多次，还说卢国太的房子的门是环开还是顺开都记得清清楚楚！
四年多了，卢国态留给远在贵阳的亲人的慰籍，不外乎就是每年的清明节到了，兄弟姐妹们，从贵阳开车来到正安县东门的小站坝，怀着沉痛的心情和无尽的悲痛，来到他的墓前，献上亲手扎的花圈！
九、她吊死在养猪场
知青这一代，是承担了太多苦难的一代!
已经有不少的人说过这句话。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林；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党的光辉照……”
在上坝茶场采访那天，仅仅一个上午，这支歌在上坝茶场场部的高音喇叭里就唱了好几遍。坐在场部小卖部隔壁的那位留守知青来自正安县的新洲镇，神情木然，吧嗒吧嗒的烧着叶子烟，呆坐在门口的木凳上。当这支歌曲响起的时候，他的眼眶竟然湿润了。
“全都麻木了，惟有听到这支歌，就像看到了一个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王晓静……”那位留守知青淡淡的说着，枯瘦的脸上又多了几条眼泪浸蚀的沟壑。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王晓静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可是，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上坝茶场的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就再也没有机会欣赏到王晓静唱了这首歌了，唯一能听到的就是那高音喇叭不厌其烦地，干瘪瘪的吼叫。
这年春天，上坝茶场的三队又多了三尺黄土。正值花季的少女，王晓静穿着洁白的衬衣，套着天蓝色的长裙，用一根栽茶挖窝窝的棕绳，在养猪场的横梁上悄然的结束了她如花似玉的年华。
2008年的清明节这天，一辆豪华的小轿车又缓缓的驶进了上坝茶场，一直开到三队那二十多年前就留下的三尺黄土前才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向那三尺黄土献上花圈后，似乎要望穿早已杂草丛生的那三尺黄土堆……
这辆豪华的小轿车从贵阳来。从1983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他们都要来。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过。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一看到那辆豪华的小轿车，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
王晓静和黄荣华、催会平、王亭翠、李克超、韩广勤等36名贵阳知青一道，来到了上坝茶场，开始接受劳动改造。
自从王晓静来到上坝茶场后，上坝茶场的知青们除了欣赏高音喇叭里播放革命歌曲外，还能欣赏到王晓静“原生态”的现场演唱。王晓静最喜欢唱的另一支歌是《马儿啊，你慢些走》，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里，这支歌给他们记忆深处，烙下了深深的时代伤痕。在采访中，上坝茶场的副场长邱本志仅又情不自禁的亨了起来：
“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慢些走哎，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劳动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一队对汽车云中走；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天旱水涝保丰收；没见过深山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
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慢些走哎，我要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风吹那稻麦卷起了千重浪，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碧绿的草地上牛羊成群走；新修的水库中鱼儿尽情游；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眼望着新山新水新气象；怎不教人笑在脸上，喜在心头？哎……！
祖国啊，我爱你壮丽的景色，我想看个够，总也看不够！”
邱本志慢慢的亨着，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王晓静生在贵阳，长在贵阳，是一名文静漂亮、多才多艺的女孩。她的父母亲是贵阳一个剧团的演员。当时的上坝茶场虽然有来自不少大城市姑娘，有才有艺的也不少，但还是数王晓静最会唱歌，最会跳舞。知青们都背地里称她为“场花”。
在上坝茶场，不管是下地劳动，还是平时休息，她的穿戴都很是时尚。据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说，她穿戴的衣裙，在当时正安的市场上还拿起钱都买不到，全是从贵阳买来的。
来上坝茶场当知青的姑娘多数是穿裙子。至今，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还记忆犹新的记得那件尴尬事：周边的农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人穿裙子，对上坝茶场的女知青穿着漂亮的裙子很是好奇，总要远远的看过够。这倒不要紧，可孩子就够讨嫌的了，好奇，还爱动手，硬是趁穿着裙子的知青们不注意，偷偷的从背后，裙子挠起来，说是看她们穿裤子没有！
这事，把女知青搞得哭笑不得，即尴尬，又难为情，也很无奈。
上坝茶场的领导根据王晓静的特长，把她分到了文娱宣传队，主要负责在知青们的劳动中，和劳动之余，组织文艺爱好者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推动生产。因当时的文艺宣传队全是业余活动，所以王晓静不随便到哪个队搞文艺宣传，演出结束后都要参加那个队的生产劳动。这样的劳动改造一直持续到1980年。这个时候，上坝茶场大规模开荒种茶的日子结束了，王晓静又被重新分配到茶叶三队，专门从事茶园管理——除草，施肥等。
从来没干过农活的王晓静自然吃不消上坝茶场的艰苦生活，好心的男知青们偶尔帮帮她也是情理中的事。当然，也有因追求而帮助她的男知青。据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回忆，在上坝茶场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王晓静憔悴万分，精神接近崩溃。这个时候，是一名姓张的知青经常帮助她，才完成了当时繁重的体力活，渡过了生产生活的难关。
就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也就是知青返城最火的时候，一名陌生的贵阳男人出现在了上坝茶场，大家才知道王晓静以前有过意中人，只因不满这桩婚事，才瞒着父母悄悄来到上坝茶场当知青的。宁愿在上坝茶场吃苦受累，也不愿再回家的王晓静，眼看着一个个昔日的知青同伴离她而去，再加上那名贵阳男人的无理取闹和纠缠，在去留两难中，她绝望了，独自一个跑到自己曾经流血流汗的茶山上整整哭了两天两夜，在第三天那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她选择了自尽，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年轻而漂亮的生命……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永远记得，王晓静走的时候，那年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王晓静走了。
王晓静的家人全都来了。在知青们最后一次为王晓静整理洁白的衣衫和天蓝色的裙子的时候，王晓静的父亲边摸眼泪边说：“晓静，我的女儿，爸爸来看你来了。虽然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我还是要感谢上坝茶场的领导和同志过去对你的关心。我要将你永远地留在上坝茶场……”
话还未说完，在场的知青和工作者早已泣不成声。
十、他想拯救留守的知青部落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生存状况，引起了正安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在2006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称：这些国企职工的日子，今天远赶不上周边的农民！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始终不愿意离开凋谢了他们的青春的上坝茶场，除了离开后难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外，更重要的还要一点，那就是他们捱到退休时，还可以领到一个月五百块钱生活保障金。这对于知青们来说，比在退休之前只能挣一两百块钱一月度日要强得多。
这不是痴情，这是无奈的选择。欧建学不知多少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的兄弟姐妹哟，我们的日子到底怎么啦。我们到底还要痴情多久……
欧建学，上坝茶场的现任场长。
为了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欧建学是第二次来上坝茶场。他先前只是一名知青，如今是一名领导身份。他之所以再次来上坝茶场，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争取，拯救同甘共苦的知青部落！
其实，欧建学也和留守的知青部落有着同样悲苦的遭遇。
1983年的这个春节，鸥建学是含着泪渡过的。
大年三十那天，他的一家人都没有吃团圆饭，因为今年根本就没有团得到圆，他的妻子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深夜，他独自守候在冰冷的妻子的灵柩前，一幕幕苦不堪言的，在上坝茶场当知青时的苦难日记正一页一页的被凄苦翻开……
1976年7月，只有19岁的欧建学念完初中后，继续读书和参军这两条路被截断了，下乡接受再教育成了唯一的选择。
不去不行，区政府已迁出了他的户口，一切组织关系都转到了上坝茶场，通知书上写着在五天之内到上坝茶场报道！
秋雨淅淅淋淋的，鸥建学独自一人上路了。所幸的是在正安县城后，遇巧碰上了从不相识的家住正安县城的曲建奎和宋晓佩。他俩已到上坝茶场接受了改造，这次是专程请假回县城探亲。
他们仨人上路了，走了整整一天天的山路，天黑了才到上坝茶场。
年少不更事，只觉得那地方人多，闹热，来自全国各地，男男女女的几百号知识青年，还觉得是个交朋接友的绝好去处。可惜当时的并不倡导年轻人所理想的生活。
仅对知青生活而言，欧建学要幸运些。当时的上坝茶场分了玉米队、畜牧队、蔬菜队和茶山队，而他就被分配的玉米队，也就是当时的一队，就在茶场的总部。比起那些被分配到四队，离茶场总部有九公里山路的垦荒队来说，他所生活的地方简直就是“皇城”了。
后来，他到畜牧队放过绵羊，到三队垦过荒，还到后勤组管过食堂。也正是这些经历，在他的人生旅途落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线从事生产的知青到底有多苦，他了如指掌。
这些烙印和妻子灵前的煤油灯结的灯花儿没有什么两样，火红火红的，就像打铁时绽落的铁水一样，飞溅在欧建学的身上，烙得他身心生疼。满脑子是自己在上坝茶场生活艰辛场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在畜牧队放绵羊的那些日子他终生难忘。关绵羊的圈简单的用木棒竖着维了一圈，圈板也是用木棒铺的，缝隙很大，方便羊屎羊尿漏下去。羊圈下面也没有粪池，羊屎羊尿满地都是。到了种玉米和种蔬菜的时候，他和负责放羊的几名知青就钻到羊圈下面去掏羊粪。
只因上坝茶场冷冻大，欧建学必需得穿着衣服到羊圈下面去掏羊粪。因心里装着的是“接受劳动再教育”的信条，所以干活也特卖劲。几背羊粪掏下来，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本以为是掏粪老实，是汗水把衣服浸透了，谁知一用衣袖揩脸上的汗水，却是一股股令人窒息的尿骚味。原来，欧建学的衣服不是被汗水浸湿的，而是被羊尿淋透的。
背羊粪的知青多，摧得紧，欧建学连鼻子都没有捂一下，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任凭羊屎羊尿拉在头上，洒在身上。
后来，欧建学又转移到开荒队去开荒种茶。每人一把七斤多重的锄头，一挖就是几个钟头。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声在山顶上的高音喇叭里响得震天。“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歌曲，经文艺宣传队编成歌舞，从这个山坡唱到了那个山头。“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大幅标语，一个小组一幅，插遍了小山丘……
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望不到边际的荆棘，足足可以湮没知青们年轻而魁梧的身躯，可经知青们一阵阵乱刀挥舞后，剩下的就是一片荒坡，毫无动弹，就像一头头经激烈搏斗后摊到在地的狮子，任凭知青们一锄一锄的挖下去。
知青们在往前挖，负责监督的同志拿着“探雷”样的测量器械，紧跟其后测量深浅。土必须挖到一尺五深，深度不够就要返工。遇到石头，把石头撬开了再挖。每天每人要开挖七厘地的生荒才做得起基本工分，一个月才能挣到十八块钱的工资，才有饭吃。
也有一些知青因白天完不成任务，常常是带着露水就出工，星宿已经在天空闪着寒光了还不能收工。当然，像这样劳作的知青多半是女知青和年纪小的知青。但也有一些女知青会利用人际关系，能按时完成。这也难免会引来非议和羡慕。
开完荒后，接下来就是种茶。知青们种茶种出了经验，大伙组成几个互助组，工作效益特别高。开挖的生荒土多为坡土，第一组只要两个人，前面安排一人紧握锄把，像牛犁地一样使劲往下坡拉，后面用一人按在锄脑壳上，按一步跳一步，把握深浅和株距，眨眼工夫就是一趟，就是一行种茶的窝窝儿。第二个组只需一个人，主要负责把茶苗丢在窝窝儿里。第三组要两个人，专门负责施肥。第四个组也要一个人，主要负责为茶苗埋土。
欧建学说这是当时的最“机械化”耕作。可以换句话说知青本身就是“机器”。
荒开完了，茶也种好了，欧建学又转移到了后勤组工作，专门负责食堂管理。“在锅边转的人都吃不好，就有点国际玩笑了”。可这事就偏偏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就在他负责后勤工作的时候，数百名知青整整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吃过大米，上顿下顿吃的都是酸菜汤和苞谷面饭。因气候原因，这苞谷收获后从来没有沾过太阳光，都是用大堆大堆的煤火逼到炕干的。有的苞谷被烤得半熟，有的已经是熟透了，随手捡来都可以吃。磨出的苞谷面都是黑黢黢的。每人每顿只有半斤苞谷面的口粮，但这半斤苞谷面的口粮里还夹杂了大量的苞谷糠，吃起来特别刺激喉咙。知青们只好用酸菜汤和稀了才勉强下咽。
知青们一人端一碗苞谷面饭，往往都要用清水冲淘，除去浮在上面那一层麸糠。经这么一折腾，半斤苞谷面剩下的就只有三两了，致使“高山苞谷啥都不啥”在上把茶场一直流传至今。以至于一名知青一顿吃过四张票，也就是两斤苞谷面的口粮的事发生过。
虽然长时间吃苞谷面仅这么一次，可一年四季吃苞谷面时间也不少啊。欧建学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因为这不是某一天的事，而是某一段时间的事。
欧建学也和别的知青一样，都以为去上把茶场改造不外乎就是一两年的事，回城了就可以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可一改造就是几十年，连回城生活都成问题，要找一份正式工作，就有点像痴人说梦！
为此，从正安县城到上坝茶场那六十余公里的崎岖山路，欧建学和别的知青一样，没有少走。
走一次灰心一次，每次都要走过两头黑。回来就不想上去，上去了就想回来。就这样一去一来，就在那荆棘丛生的山路上荒废了数十年的光阴。
1979年，始终调不回城的欧建学和同是知青的陈丽娟结婚，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知青家庭。虽然陈丽娟的父母亲当时在格林区工作，但也未参加女儿的婚礼。因山路难走。欧建学这边的父母亲也一样未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仅仅是双方的父母亲都知道这事就算完事。
……
陈丽娟灵前的灯花儿一朵接一朵，已趴满了煤油灯的灯芯，上坝茶场的往事也一幕幕将欧建学的心浇得冰凉。
妻子陈丽娟撒手走了。丢下的二女儿欧丹丹仅仅会叫“妈妈”。
陈丽娟本来可以躲过这场突来的灾难，只因她没按时完成茶场下达的种茶任务，才搭上了年轻的生命。别的知青完成任务后，能回家的都提前回家准备着过春节，等她的任务完成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的春节了。此时已是大雪封山，数万亩的上坝茶场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陈丽娟已无法走路回和溪老家过年，无法与家人团聚，过上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因欧建学在上坝茶场人缘不错，与领导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茶场领导便安排了一辆“35”牌拖拉机，专程送陈丽娟等知青回家，与家人团聚。
拖拉机“突突突突”的冒着黑烟，蜗牛样的在漫天飞雪的山间爬着。拖拉机好不容易爬到了新模。可就在那段陡峭而又结了冰的公路上，拖拉机左拐右甩，右拐左甩，像脱缰了的野马，瞬间就连车带人向高高的石坎子翻了下去。
惨剧发生了。
陈丽娟遇难了。
所幸的是“驾驶室”坐不下，陈丽娟把两岁的女儿欧丹丹交给另一名坐在“驾驶室”的知青抱着，才幸免于世。而她却一个人空荡荡的坐在车厢里，就在拖拉机翻下高坎的那一瞬间，带着与家人团聚的美梦，永远离开来了这个世界。
欧建学带着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读书怎么办，欧建学犯难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带着孩子被迫离开了难舍难分知哥知姐们，离开了浇灭青春和热血的上坝茶场，离开那个让他无法忘记而又了无牵挂的家！
回到老家和溪，欧建学找亲戚借钱，跑银行贷款，总算筹齐了八千块钱，买了一辆“罗拖”（因车是罗马利亚生产的，故名“罗拖”）跑运输，维持基本生活。
欧建学在上坝茶场就学会了开车和机械维修，跑运输也特别在行。
为了让生活过的好一些，欧建学跑运输期间没有少费心思。他挣的血汗钱大都交了“学费”——先后自费到浙江、武汉、北京、湖南、安徽、广州、四川等地淘金，总想成立一家自己的企业。最后在浙江的塘下考察到塑料制品在当地很有市场。
1994年，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和溪办起了塑料制品厂，生产聚乙烯引水管，当上了私营老板。他的塑料厂生出来的产品除了供给正安市场外，还销往南川和遵义等市场，产品供不应求。
2001年，他的工厂生产的塑料制品在市场上已经饱和。他又投资十四万元，到武汉学成了装潢系列技术。到遵义陆军学校租场地办起了专门生产玻璃装潢制品加工厂。终因观念超前，市场不接受超现代的装潢，致使成本高效益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停止营业。
第二年，他又到北京考察，加工艺术玻璃，办起了正安第一家艺术玻璃厂，与县城的木匠师傅联手，生意一直走俏。到了2004年，加工厂已由一家发展到了五家。
欧建学离开上坝茶场已经十多年了，但他的心却一直和留守的知青部落拴在一起。知青们的事就是他的事，他一直在力所能及的打点着，奔走着。
2004年4月5日，又一个给上坝茶场带来灾难的日子！
这天上午，欧建学在去东门缴电费的三轮出租车上，手机响了，电话那头说两辆中巴车在格林镇境内的九道拐翻车了，车上有上坝茶场的知青……
“完了，卢国态出事啦！”这是欧建学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
上坝茶场场长卢国太和另外两名知青，就这样丢下了牵肠挂肚的妻儿和几十年一起拼搏的战友们，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这天是星期一，卢国态与他联系好了，今天卢国太要到正安来，跑部门协调上坝茶场与周边村民的土地边界纠纷，争取退耕还林政策，以及购置茶叶机械设备。一大早，他就踏上这趟从班竹乡开往正安的中巴车……
他二话没说，直接租车赶到了出事现场，处理卢国太等人的后事。
危难之际，组织上找到了在外办企业且已小有名气的欧建学，在毛家塘开餐馆的毛勇，还有在安场承包茶园，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邱本志，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上坝茶场，带领留守的知青部落，走出困境。
为了曾经并肩战斗过的知哥知姐们，他们三人没有过多的犹豫，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非份要求， 简单的碰头后，带着组织的信任和留守知青部落的期盼，再次返回了上坝茶场。
当时的上坝茶场萧条得没法形容。整个场部杂草丛生，几十年来的生活垃圾堆积如山（仅清运垃圾就开了七千多块钱的工钱），留守的知青部落住的全部是危房，并且大都不在场部。住在场部的仅有住一家留守知青，房屋的四周都用木棒撑着。而此时的茶园已接近荒芜，无人施肥，也无人管理，仍凭茶树自生自灭。
翻开上坝茶场的财务报表，账面上现金余额只有5470元，而债务一栏却醒目地用红字标明：1.43万元。当时他们都傻眼了。
没有“豪言壮语”的这三个人总觉得：“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事，心中总有一种牵挂。看到茶场如此的艰难，老有一种责任的冲动，感觉到对不起大家，从内心割舍不去那段时期大家同钻一个被窝，同吃一锅苞谷饭，同喝一碗的菜汤的那份情感。要是我们现在还不站出来面对现实，怎么对得那些为茶场发展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亡灵啦！”
他带着大家先借钱安葬了出车祸死亡的知青和抚恤家属后，立即号召留守的知青部落重新振作精神，共想生存的办法。
“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留守知青部落的困境呢！”注意一定，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
铲草不花钱，清理环境不花钱，粉刷墙花钱少，用红布在场部大楼挂两幅标语花钱少……他与大家一道，先选那些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活路，准备先干起来再说。
然后，他又找了几个留守知青，在当年知青们栽种的“子母林”旁，搭建了一个休闲凉亭，再把县农业局送的一辆旧吉普车弄响，这一搞，上坝茶场看上去还真有了一点精气神。
接下来，他带着大伙搞改革，建立了规章制度，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将原有17人的后勤管理人员缩减为8人，再把精简下来的人员从新安排到茶园从事产业生产……
到了春茶开园的时候，他就将茶园经营管理承包到人，为大伙节约了1.5万元的投入。再把加工厂、机器设备维修和用电管理责任到人，又减少3万多元的开资……责、权、利明确了，留守的知青部落也有了积极性，开始显现出活力。欧建学说，这么一抠，还真抠出来了五万多块钱呢。当然，这么一个数字，在其它地方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可是在当时的上坝茶场，这无疑并不是一个不小数字。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欧建学和他的班子带领留守的知青部落，还真办成了几件大事。
成功引进浙江客商注入了200余万元资金，更新改造了1000余亩茶园；浙江客商与上坝茶场联合经营，茶场生产明茶，浙江客商生产珠茶。同时，还新增一条龙的珠茶生产设备一套，恢复了茶园生产。浙江客商先后投入了四百五十余万元到茶叶机械生产、茶园施肥和茶园管理等方面，还率先在正安实行了机采茶叶。
与顶箐方竹笋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1620亩的造竹计划。实施一个茶叶用水配套项目，修建了17口小水池。贷款6万元，实施上坝茶场的人畜饮水工程，基本把留守的知青部落从饮用望天水、自浸水（含氟、硫严重超标）中解救出来。
还投入1万元资金，建起1个年出栏生猪20头的畜牧养殖场。2006年，又扩大养殖规模，实现了人均出栏生猪1头、增收100元以上目标。此后，又投入了7万元资金，翻修了办公用房和6000余平方米知青住房，绿化硬化了3000余平方米办公场地，并超负荷的为留守的知青部落缴纳了中断十余年的社会养老保险。
……
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名知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明明知道他们这代人深受自己用青春和热血浇灌起来的茶园之苦，可留守的知青部落却始终坚守着，我始终不得其解，还是欧建学说出了他们的苦衷——“那毕竟是我的兄弟姐妹们毕生精力的见证呀！”
留守的知青部落守候的不外乎是想让茶园再次给他们带来生活的曙光，希望亲手栽种的茶园能继续发展下去。为此，欧建学和上坝茶场的领导集体没有少费心机。
留守的知青部落和茶叶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他们对茶园产生的深情厚谊已经渗透力骨子，以至于他们还把茶园的明天都寄托了在下一代的身上。因为茶园要发展，必须得后继有人。
2007年，欧建学多次到贵阳与贵州省经济学校的领导洽谈，最终达成了选送留守知青部落的子女到该校就读茶叶专业的协议，专门学习茶叶栽培与加工、茶艺与文化、茶叶营销等。
校方领导深入上坝茶场实地考察后，如今，留守知青部落的子女已有11人到该校就读。欧建学中专毕业的二女儿欧丹丹也在其中。
留守知青部落的生活非常清贫，就连送子女到贵州经济学校读书的学费都是上坝茶场的领导班子想办法解决的。他带着大伙竭尽全力这样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让上坝茶场的茶园发展后继有人，要让正安的生态绿茶发展后继有人。
十一、他的名字叫“煤球”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也不管是热天还是冷天，走在正安县城的大街小巷，总能碰到一对年逾五旬、衣衫褴褛的夫妇。他们吃力地拉着维持生计的行头——板板车，在巷子里吆喝着——煤球，煤球了，煤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2001年起，一直到今天，从未没有间断过。
拉板板车挣小钱成了他们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
那男的弓着身子，头与地面几乎成了六十度的夹角。煤黑的脸上总是留着摸不净的黑痕，根本就分不清是汗水侵蚀的结果，还是雨水浇洒的成绩，抑或是泪水浸湿的哭泣。
男的名字叫秦任孝，出生在正安县城的一户小商贩家庭。如今，他们夫妇俩住在北门废弃的罐头厂房里，因为那里不需要一分钱的房租。秦任孝是他读书时的名字，如今，人们早已忘却，因他靠卖煤球为生，是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唯一靠卖煤球维持生计的“城里人”。所以“煤球”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他现在的名字。
那女的上身与下肢呈九十度夹角，左手使劲推着满载煤球的板板车，右手因推板板车出了“车祸”，骨折了，现在连推板板车也派不上用场了。她的双脚因用力而呈八字形叉在地上。她的名字叫梁晓萍，出生在黔北古镇——安场。因“职业”原因，现在她和丈夫通用一个名字——“煤球”。
这更方便称呼。或者好记。
他们夫妇两都是上坝茶场的知青，组成了家庭后，回城无望，一直留守在上坝茶场。直到2001年，秦仁孝夫妇两说“要饭也要找好的地方要”。就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他俩绝望地离开了上坝茶场，回正安县城靠专卖煤球营生。
秦任孝夫妇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和留守上坝茶场的那段清苦日子，居然孩子似的在我的办公室里哭了。
1968年，当年上级下达到县的知青指标未能按时完成，就用小学毕业生充数，秦任孝刚好赶上了这趟开往春天的列车，到现在和溪镇的米粮村插队当知青。这年，他刚好十六岁。
第二年，上级又传来了新的指示精神，说用小学生毕业充数不算数，要求那些小学毕业生知青必须回城念完初中后，方能接受劳动改造，抵指标。
就这么一折腾，秦任孝又回到正安一中念了两年初中后，经不住干部做思想工作的诱惑——知青后，回城就可以安排工作。再加上他本身也想通过这种途径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自食其力——他毅然再次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到桐梓县楚米加入“827”兵团，参加当地的山堰建设。
因在“827”兵团表现不错，两年后，秦仁孝就被推荐到贵阳春雷“9855”化工厂当工人。
本以为端上了“铁饭碗”的秦任孝正高兴都还来不及，说是因为“上山下乡插队的年限不够”（其实是干部子女多，不好安排工作），就给挤下阵来了。
这可是给秦仁孝一个致命打击。虽然秦仁孝是生长在小商贩之家，可这个时候，他的家境已经败落了，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被迫回家吃闲饭的他只好与县城的灰工郑绍清、郑传学和戴天绪一道，当小工——抬预制板，和灰浆，挑砖头……
一干就是两年。
1976年4月21日，上坝茶场迎来了留守知青部落们记忆中最早的一场雪。秦任孝也赶上了这场来得太早的大雪。头的天晚上，县知青办派了一辆专车——解放牌汽车，将秦任孝、杨亨强、王长余、江建丽一道送到了上坝茶场。又开始了他几年前就过上的新生活——知青生活。
上坝茶场的知青生活的确与众不同。秦仁孝来到茶场当天的下午饭和晚饭是一道吃的。天空下着雨，冷嗖嗖的。吃的饭菜摆在露天坝，酸菜、豆腐都有，还有肉。八个人一桌，没有凳子，也没有电灯或者是煤油灯，就靠一辆“35”牌拖拉机的发动机发电照明，他们将就着蹲在地上吃饭。
习惯上称这顿饭叫接风宴，所以，用“丰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第二天，大家就凭饭票，统一到食堂打饭吃。去得早的都能打到一瓢酸菜汤，去晚了，有一瓢米汤也算奢侈的了。
秦任孝一到上坝茶场就被分配到玉米二队种玉米，吃住都在场部，经常和领导打交道，还算有点优越感，就心安理得的种玉米，吃苞谷面饭。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米饭。所以，知青们盼望天天都是节日，天天都是过年，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以至于一顿饭就吃了两斤米的饭的事在他的身上也有过。
勤劳是秦任孝的本色。在上坝茶场，他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多挣了点工分，还开过“小灶”，改善过生活。
在生产劳动中，秦任孝结识了当年六月份来到上坝茶场当知青的梁晓萍。初中才毕业的梁晓萍只有十六岁，对上坝茶场满怀憧憬，分在了一队。经常和玉米二队的知青们一起出工。
秦任孝和梁晓萍在一起干活的时间长了，彼此也产生了好感。1979年，他俩便扯了结婚证，因怕结婚影响回城，直到1981年，回城无望了，才举行了正式婚礼。
参加婚礼除了上坝茶场的领导和玉米二队的知青们，就再也没有别的亲戚，或者朋友了。仅仅是将两个单身汉的床铺一合，婚礼就结束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就这样组成了。
婚后，他俩一直住在茶山二队。因为这个时候，上坝茶场已经进入了开荒建设茶园时期。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使尽了浑身解术能走的都走了。没关系和成了家的知青们，显然只有无尽的坚守的份。
秦任孝夫妇在上坝茶场一年的血汗钱，只有一千多块钱的纯收入。
后来，秦任孝有了两个孩子，都上学了，成绩一直不错。这一来，秦任孝夫妇两犯难了，孩子被耽误了怎么办？！
孩子耽搁不起啊！秦仁孝夫妇欲哭无泪。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秦仁孝夫妇痛下决心，“哪怕是回城讨饭，也要让孩子好好的念书。”于是，秦任孝夫妇带着孩子，带着无尽的悲痛，了无牵挂的离开为了上坝茶场。至今，他上坝茶场那个家的锅瓢碗盏和床铺都还留在上坝茶场的茶山二队，成了他俩知青生涯和留守知青生活永恒的纪念。
2001年，秦任孝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正安县城。他们靠最简陋的生产工具——一块端煤球的小木板，一个背煤球和煤块背篼，一辆板板车和一串穿透窗户的叫卖声，就开始了一家人的“城市”生活。开始了他们一心一意挣钱扶持孩子读书的艰苦生活。
秦任孝生在城里，在城里长大，但他已经不是城里人了，因为他的户口还在还在上坝茶场（梁晓萍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还在上坝茶场）。秦任孝夫妇连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边都沾不上，因为他俩是居民户口。
在正安县城，秦任孝本来有房居住。只是在城镇改造的拆房还房中，他硬是把自己的份转让给了弟弟，一直将家安在了罐头厂废弃的厂房里，将弟弟补助的钱全花在了孩子身上。
热天卖煤球，冷天卖块煤。生意再差，一天至少可以赚十多块钱，最多的一天还赚过八十多块钱呢，相当于在上坝茶场干两个月的纯收入（在上坝茶场平均两块钱一天的工资都投不上）！
拉着板板车，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苦和累自然不必说，但他俩心里却永远是甜的。毕竟已经靠转卖煤球的蝇头小利，扶持大女儿念完了中专，还在遵义找到了一份事做着。
如今，秦任孝的二女儿已经靠入了贵州大学。争气的女儿读书用工，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再加上暑假的勤工俭学，所有的书学费都不用家里人操心了。家里每个月只寄给她三百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不过，提及他的二儿女时候，秦任孝夫妇的热泪忍不住又滚了出来。因女儿学习好，学校多次动员她去读研究生，因家里扶持不起，很无奈的放弃了！
秦任孝快六十岁了，每次把背煤球、煤块背上七楼，或者八楼，都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时候，在楼口守候板板车的妻子梁晓萍总要用极不方便的左手给他捶捶背，揉揉胸，要他歇歇再背。
秦任孝夫妇的“城里人”的生活本身就让所谓的城里人赏白眼，可命运总会阴差阳错的，都会把不幸的事加在一个人身上。2006年的春天，秦任孝在前面拉着板板车，梁晓萍在后面使劲的推，不料雨天路滑，那板板车失控，把梁晓萍的右手压成骨折，至今未愈。
按理，梁晓萍完全可以在家料理家务，秦任孝一个人卖煤球就行了。可梁晓萍放心不下，“拉板板车不安全，在一起，好歹也有个照应……”
从知青生活到上坝茶场的留守知青，再到今天的“城里人”——卖煤球，一晃已是三十多个年头了，梦想和激情已然消逝。见证秦任孝当年憧憬美好生活唯一的物证——加盖钢印和带有“827”兵团番号的军装，至今还在他的身上穿着。
就在秦仁孝接受我采访的那天晚上，他依旧穿着带有“827”兵团番号的那件黄色军装。
回县城拉板板车卖煤球，或者偶尔走亲戚，秦仁孝还是觉得那件黄色上衣才是他唯一撑得起面子，的衣服。
三十多年呐，这衣服早该退役了，但秦仁孝夫妇认为，“这衣服穿着走亲戚，还撑得起面子呀，穿起来还见得起人”。
十二、他靠清运垃圾生存
凡是有良知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关注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群体。
正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广勤如是说。
2007年10月3日傍晚8点钟，一位身材瘦高，面黄肌瘦，颧骨很高，眼眶深陷，戴着口罩，穿着黄马褂的清洁工人畏畏缩缩的，紧跟在欧建学的后面，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就是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中的一名高个子——黄荣华。
如今，他已是清扫正安县农贸市场的垃圾的清洁工之一。
看他今晚这身行头，说明他还没有下班，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他去干。
他悄悄放在门口的扫帚、撮箕和简易拖车就是最好的证实。
他说话夹杂着浓厚的贵阳口音，再加上牙齿脱落了不少，所说的话就很难听清楚。虽然五十出头没几年，可头发却白了不少。
黄荣华的言语不多，也很不情愿提起当年的知青生活和留守上坝茶场的凄苦岁月。多亏欧建学及时打圆场，才采写了个大概。
黄荣华的老家在贵阳的一家化肥厂。
1970年，他念完了初中后，人托人的找到了只有几角钱一天的事做着。但不是正式工作。
1979年，黄荣华的父亲托人送礼，帮他争到了一个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额——到上坝茶场当知青。
这次和黄荣华一道来上坝茶场的贵阳知青就达36人。
天空下着细雨，一辆专车一直将他们从贵阳运到了中观，因车子大，路滑，路窄，上不去，就改用拖拉机分批的把他们转运到了上坝茶场。
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年轻人，人生地不熟，一下子来到这个高寒、偏僻、荒芜的地方，心理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可一想到最多两年过后，就能回到城里安排一份安稳的、正式的工作，也就心安理得的静下心来了。
回城的机会来了，父母亲有关系的，和领导关系走得近的，以及年轻漂亮的女知青，他们不择手段的通融，最终达到了回城的目的。可黄荣华就不同了，他的父亲捏紧裤腰带，花了两千多块钱走关系，只想把他调回贵阳，谁知那两千块钱仅打了水漂儿。后来也努力过几次，终因姊妹多，家庭负担重，走不通，无奈的又放弃了。
后来，上坝茶场招工人，黄荣华的身份就由原来的知青转成了茶场的工人。因受领导器重，专门安排他到机修组，负责维修茶场的拖拉机，一个月有二十三块钱工资，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两年后，他又被安排到茶山三队，与别的工人（都是回不到城的知青转为的工人）一道，又开始垦荒，种茶。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因穷得怕人，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直到1987年，托人的撮合，黄荣华和经常来上坝茶场采茶的茶姑，老家在正安县城丝织厂的吴腊碧结了婚。
上坝茶场的茶园开始不景气了。茶园一到休整期，黄荣华就和媳妇一道，到班竹、上坝、旦坪、丁门坳、邬家等乡场赶溜溜场，挣钱糊口。
吴腊碧的身体状况一直就不好，又带着孩子，日子也越过越艰难。这个时候，黄荣华想到了到县城出卖苦力，一边挣钱供孩子读书，一边找钱给媳妇吴腊碧治病。
但他的思想还是没有完全解放出来，还对上坝茶场的茶园抱有一线希望，所以，他还是把媳妇吴腊碧和孩子留在了上坝茶场，只是遇上上坝茶场没有活干的时候，他才独自一人到正安县城的一些建筑工地，找挑灰浆、运砖头这些零活干。五块钱一天的工资也挣过，两块钱一天的工资他也拿过。但他始终认为，只要自己愿意出卖苦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到了2002年，黄荣华对能够给他们到来希望的上坝茶场的茶园彻底失望了，他绝望地带着妻子和儿子，扛上仅一口破木箱子就装下的家当，走进了正安县城。
黄荣华一家人就居住在丝织厂的一栋只有五十多个平方米的房子里。因房子是在吴腊碧的父亲的手头修建的，年久失修，屋顶早已遮不住雨了。
他们一道来上坝茶场的36名知青中，只有两人通过正规渠道回了城——贵阳。有28人疲于奔命，已四处走散。而当时被知青们誉为上坝茶场的“场花”、能歌善舞的王晓静，硬是让上坝茶场的三尺黄土，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剩下的5人当中，除了他现在光荣的当上了一名城市的环卫工人外，催会平、王亭翠、李克超和韩广勤，至今还在上坝茶场留守着。
换句话说，他们有34人是走的走，散的散，但户籍关系至今还在上坝茶场保留着。
他毫不保留地说，要是自己找的媳妇不是正安县城的人，肯定他也还在上坝茶场留守着。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想找个地方出卖自己的苦力，也没人愿意背着骂名购买这便宜的“剩余价值”呀！
好在他一到正安县城，就托人找到了一份清扫农贸市场的垃圾的美差，一个月可以拿到二百五十块钱的工钱，和在上坝茶场劳动一个月比起来，强多了。况且从2006年起，他的工钱已经涨到了四百七十块钱呢！
黄荣华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开始上第一道班，在早上的七点半之前必须把农贸市场的垃圾清运干净。第二道班是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第三道班是从下午一点到两点。第四道班是从下午四点到五点。第五道班……垃圾清扫干净了，还要负责搬上垃圾清运车，然后再随车到垃圾常倒垃圾。又脏又累又单调的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但黄荣华却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毕竟这是有了固定收入的工作。
如今，黄荣华的儿子已初中毕业，虽然在遵义打工，但很少回正安的这个家。就像他自己一样，要想回趟老家贵阳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在贵阳老家，黄荣华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已年逾七旬，独自一人居住在一间漏雨的破屋里。他也很想回家服侍母亲，可是如今的他在贵阳老家连个安生立命的去处都没有。
黄荣华一般要间隔五六年才回一次老家贵阳。回一次家也仅仅是去看望母亲而已。
2007年的清明节，他回家给父亲扫墓，这才知道母亲又病了。他瞒着家里人，把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硬塞到母亲的手里。他的母亲流泪了，始终没有要他的钱。因为他的母亲知道，这一百块钱对于黄荣华来说，还有好多地方等着花呀！黄荣华也暗自的流下了眼泪，只是这眼泪是悲是苦是怨是恨，始终说不清，也道不明。
黄荣华离开上坝茶场已经六年了，虽然从没回上坝茶场去过，但他还是很想念留守下来的知哥知姐们。这么多年的知哥知姐情谊，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所以，只要有留守的知青进城，他都要找机会和他们聊上一阵子。偶尔也会打公用电话到上坝茶场，找“老相好”们吹上几句。
现在有一件事很令黄荣华担心——“怕死的时候连火化钱和运尸费都没得钱开”。所以，他很迫切的期望着政府关注和茶场的领导努力争取，一定要把养老金继续缴起走，好在自己到了六十岁退休的时候，生活有保障。
仅此而已。当然，这迫切的期望也是如今继续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们的共同愿望。
十三、他们放心不下周边农民的孩子
都说孩子是希望工程，无非是说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冠冕堂皇的话，也是实话。由此看来，落在孩子肩膀上的担子还真不轻啊。但是，当孩子们连个读书的地方都难找的时候，那他们的肩膀上又将如何承担那些啥担子！那希望工程又从何说起！
一概的说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无怨无悔，那是假话，那是忽悠现实最中听的话，也是对历史及不负责的话。可要他们把心中怨和悔，说出个道道儿来，他们又无从说起。他们总是说“自己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群体，这个理儿，自己认了”。
难怪人们常说时间是世上最好麻醉剂！
可是，走进这留守的知青部落，现在他们又一个非常急切愿望，就是恢复上坝茶场的子弟学校——茶园小学！
按理，留守的知青部落都是些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的孩子几乎都过了读初中的年龄段，就不要说读小学了。那么又是什么思想动力使他们的愿望越来越急切呢？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担当着上坝茶场附近七个村民组的孩子的家长的代言人。
上坝茶场很早就有托儿所。知青们的孩子上完托儿所后，需要学校继续读书，到上坝村的学校去读书又比较远，到别的地方也没有合适的学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坝茶场的茶园产生了效益。于是，上坝茶场的领导及时筹资27万元，把当时的托儿所改建成完全小学——茶园学校。知青们也叫它子弟学校。因为它主要是为知青的子女读书提供方便。
学校办起来了，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教学班。知青们的八十多名子女读书的问题给解决了。因上坝茶场场部是上坝村的中心地带，茶场周边的黄家、下寨、石板沟、铁广槽、关丘湾、黎家院子和徐家七个村民组的八十多名孩子读书的问题也相继解决了。
学校是茶场的固定资产，教学管理也统一由茶场负责。当时的教师就是上坝茶场的知青。现在在遵义日报当记者的李贵生、上坝茶场的副场长邱本志都是当时子弟学校的教师。贵阳知青陈华也是，现在他已经回贵阳，在一间学校上课。
那个时候在子弟学校当教师的知青，每个月的工资比茶场中层干部的工资都还要高。茶场的领导有所考虑：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所以，每个月给子弟学校的老师（知青）发的是双份工资。
改善了办学条件，教学质量也随之提高了，就连上坝村街上的学生也到这间学校来读书。虽然上坝街上到上坝茶场要走三公里多的山路，但家长们都乐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知青们的孩子读完了小学，都走了。当教师的知青们也都走了。据上坝茶场的场长欧建学说，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部门或者单位来衔接，解决如何继续把茶园小学办下去的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子弟学校也不明不白的开始有正式老师分配来上课了。正安县在“两基”攻坚那两年，上面还有经费投入，再次完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因为一到冬天，这里的风雪大，高压线上的冰凌有碗口那么粗，所以，分配到这里来的正式老师，教不了多长时间就跑关系、想办法又调走了。
来的来，去的去，到了2005年，分配来的教师这里正式老师只剩下了三名，多数为代课教师维持着。后来，又因代课教师每月两百块钱的工资也不能及时兑现，到了2005年年底，学校彻底垮了。
学校办跨了，上坝茶场周边那七个村民组的农民着急了。
农民着急，根本就不关上坝茶场的领导的事，就不要说那些留守的知青部落了。因为他们没得能力来管这事，也没得义务来管这事。但上坝茶场的领导和留守的知青部落还是“找了些虱子来脑壳上遭”！
上坝茶场的领导在为学校的存亡奔走求助。留守知青？（吴娟的母亲），为这事时常要步行七公里远的泥泞路，到班竹乡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07年9月1日，她又徒步冒雨去乡里了，她说：“要是反映了还不起作用，她还要去反映，直到有结果为止。”
吴娟的母亲能不着急吗！几年前，为了孩子的明天，为了把学校稳住，她做通了高中毕业的女儿吴娟的思想工作，硬是把女儿叫回来，到学校当代课老师！
她的女儿吴娟回来了。她带着女儿吴娟，和另一名代课老师雄先文一道，挨家挨户的去动员，又把周边的一百多名孩子召到了学校来，这样又继续办了几年。现在居然垮了，你说她能不着急吗！茶场周边的下一批小孩子，乃至于再下一批小孩子不读书行吗！
学校已经垮了两个学期了。上坝茶场周边的150多名学生多数要到三公里路远的上坝村学校读书。孩子们每天早晨五点钟就出发，要在雨雾蒙蒙的山路上走两个多小时才到学校。孩子去上学要走那么远的山路，家长们很不放心，要是遇上下雨天，他们根本就不敢送孩子们都不去读书，只好把孩子留在家里，可怜兮兮的。
茶园组农民杨远泉已经在茶场打了两年工。他说，茶场的学校办垮了后，自己的两个孙子杨华南和杨澳华（是澳门回归祖国那年生的，所以取名澳华）要走四公里的山路到高保学校去读书。去高保学校读书要跨过一道小河沟——刺竹林沟，曾因河水暴涨淹死过学生，家长们被吓怕了，每天早晨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大人们都要把孩子送到大路上，目送孩子跨过河沟上路了才回来忙活。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家长们又到路口去等。这样已经一年了，这里的二十多名孩子的家长也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笔者采访时，天空正下这雨，可还是没有浇灭老知青和附近村民们的期望。不到半个小时，老知青赶过来了，下寨组的村民跑来了，茶园组的乡亲也赶来了……十多名孩子的家长和老知青们硬是把笔者围在了上坝茶场的雨坝坝，除了诉说孩子们读书如何的艰辛外，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笔者把他们期盼恢复茶场子弟学校的愿望，告诉有良知的人们，告诉有社会责任感人们，告诉有怜悯之心的人们，知道他们仅有的一点点期望——孩子耽搁不起！
学校办垮了，上坝茶场的领导的耳朵也没有清静过，周边的村民隔三差五的都要找他们询问恢复学校教学的事，每次都是带着期望的目光来，耷拉着脑袋走出茶场场部办公大楼。茶场的领导一直在努力，只是茶场连维系如今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是农民，有“三农”政策；是工人，有安抚下岗职工政策。可他们啥也不是。）的老知青们的生存现在都成了大问题，要靠茶场来恢复学校办学，那可就要村民们耐得住寂寞了。可是，谁敢拿今天的寂寞为孩子们的明天买单！
不过，现在茶场的领导已把居住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修建的房屋中居住的老知青们搬到了学校来住，为的就是要把茶场的固定资产给守住。看有朝一日是否也能守出点儿希望来。
烙印
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的平均年龄已近50岁。昔日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们驾驭着轰鸣的机器，沸腾了沉寂千年的大山荒野。往事已成历史，面对生产和生活的窘迫，他们艰难的守候着。
“人人随心饥有佳肴醉有酒，口口随意冷添汽水热添茶”。汽车慢慢驶进上坝茶场，最先进入我的视野的就是写在茶场小卖部门方上的这幅对联，横批——老知青小卖部。
这是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对生存的奢望，是他们奉献了毕生精力的无奈的缩影。透过这二十二个字，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有四十多年前茫茫荒原的高寒，偏僻，原始；有当年知青们肩负使命，挥汗垦荒，热血沸腾了山野的雄壮诗篇；有知青们奉献青春，奉献终生，奉献子孙的悲悯与无奈；有如今留下来的114名知青们“高处不胜寒”的坚守与麻木……
其实，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已经用巨幅喷塑，把坚守与麻木铭刻在了上坝茶场办公楼的墙壁上。现摘录于后（仅作简单的言语疏通）：
上坝茶场由无到有，由有到兴，由兴到衰，由衰到……这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可对上坝茶场由当年的410名知青，经历了回城的回城，伤的伤，亡的亡，再到今天流落街头擦皮鞋皮鞋，捡垃圾的捡垃圾，卖煤球的卖煤球，拉板板车的拉板板车……残存到今天的114名老知青们来说，岂止是谈笑间就灰飞烟灭！
岁月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都还铭刻在上坝茶场场部办公楼的墙壁上。
40年前，他们在“已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边远的乡下去，来一个大的动员”的这一指示，即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事实上，那一代人，都是听从党的召唤，服从政府安排，前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事农业劳动。“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高寒或经济落后，条件很差的地区（如正安上坝茶场）。1968年，全国开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一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前途影响都非常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其影响至今难以消弭。
许多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已充分证实了。1981年10月的官方文件就“上山下乡”的原因提出了两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考验。有人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国家实行的就业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产物，不算过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历史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不堪回首。但是，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否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样惨重的代价，是否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毫无疑问，“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上山下乡”似乎是一代人无可逃避的沉重的“使命”。这一代人承担了这个使命，为共和国走出荒诞岁月，渡过难关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社会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道路，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难忘的岁月。是我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后来的青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是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几十年特殊的经历赋予我们的是一种“资格”。
40年，弹指一挥间。尽管我们已过天命之年，但我们还是痴心不改地为正安的建设，为茶场的建设默默奉献。大家想起来农场几十年的经历，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辛酸。到如今，当年热血的青年却发已花白，职工靠低保度日，部分职工为了让子女读书背井离乡，家庭妻离子散，有病无钱医治，大量职工外出，拉板板车、捡垃圾、擦皮靴、做苦力……吃的是苞谷面，喝的是含氟水，住的是干打垒。这一桩桩一件件摆着的经历，难道不是我们来上坝农场这一代人真实的写照吗！试问苍天，慢慢知青路，何时是尽头……
我们也曾有过辉煌。80年代——90年代，我们用辛勤的劳动耕耘的茶园进入了盛产期，年产值均在200万元以上，年均纳税30余万元，当时的情景是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斗志昂扬，满山红旗招展，遍地歌声嘹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年年被上级有关部门评为先进企业。
回首往昔，我们为了正安的建设，为茶场的建设，在高寒、边远的荒野上创建了数千亩茶园。在四十年的漫漫征程中，无私的奉献了青春。有27名知青还付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1978年，邓小平、王震前去新疆农场考察时曾说：“农垦战线的知青们非常辛苦，你们为了国家的农垦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献出了你们的智慧和无穷力量，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邓小平还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1978年底，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同志在云南国有农场考察时说：“我也有四个儿女，有三个是知青，唯一的儿子在江西插队。”并语重心长地说，“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啊……”
老知青们不会忘记几十年的经历。老知青们也希望社会不要忘记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老知青们期望的是多一些理解与温暖，让改革开放的财政阳光普照大地。
几十年了，同胞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有苦难、有磨炼、有损失、有贡献、有欢乐、有怀念……114名老知青群体，始终努力着，渴望着，坚守着。
历史，给留守上坝茶场的知青部落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