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历史上曾有五座天主教堂，即北天主堂、南天主堂、圣斯德望堂、六冲关天主堂和青岩天主堂。其中，最为神秘的是圣斯德望堂，圣斯德望堂在文史资料中多有提及，但具体位置在众多资料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圣斯德望堂在哪里？难道这座天主教堂就这样在所有人的面前神秘消失了？很偶然，我们找到一处教堂遗址……

难道这么偶然，这么巧合，我们找到了圣斯德望堂？我认为这就是文史资料中多有提及的圣斯德望教堂。因为：
一、贵阳历史上只有五座天主教堂，除了圣斯德望堂外，北天主堂、南天主堂、六冲关天主堂和青岩天主堂毛豆都已找到旧址或现在的位置，惟独圣斯德望堂一直不知道在哪里；
二、从照片中被拆除的建筑规模来看，这座教堂不可能在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三、1863年10月24日劳崇光、张亮基奏报清政府对贵阳教案的处理方案中，有将贵州提督田兴恕所居贵阳六硐（或为“洞”）桥公廨给胡缚理作为天主教堂（即南天主堂旧址）的相关内容。贵阳六洞桥附近为今博爱路贵阳市一医旁，而不在现在南天主堂所在的新华路附近；
四、现在新华路的南天主堂并不是在原址上重建，而是另择地后于2003年3月2日建成正式启用的。
五、国内天主教教会报纸《信德报》第179期（2003年3月24日）在关于新南天主堂的报道中，有以下文字“贵阳南堂位于贵阳城南马棚街（今新华路），始建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规模较小。为纪念贵州传教第一任主教白思德望，遂敬奉圣思德望为本堂主保。1900年（清光绪26年），因教务发展迅速，当时的教区主教（第四任）易德谦将该堂拆除另建新堂。”此处有提到“白思德望”，将圣斯德望堂与南天主堂混淆，或者易德谦将圣斯德望堂拆除后并未另建新堂，并且原南天主堂也已被拆除，于是在现在新南天主堂的位置重新修建了一座南天主堂。
六、《信德报》第179期文中说教堂“始建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而咸丰十年（1860）罗马教廷任命胡缚理为贵州主教后，先后对贵阳北天主堂进行修葺和扩建，兴建圣斯德望堂和南天主堂，还重建六冲关天主堂。而胡缚理的继任者李万美是在同治十年（1871）被任命为贵州教区主教的，因此从时间上推算，符合圣斯德望堂建造时间。
于是，我说，黔山毛豆们找到了贵阳历史上的五座天主教堂。哈哈……
下面是关于北天主堂、南天主堂、六冲关天主堂和青岩天主堂的简单介绍：
北天主堂：北天主堂位于贵阳市和平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复后焕然一新，现在北天主堂仍然是罗马天主教贵阳总教区主教座堂和贵州全省最大的天主教堂，贵阳总教区是罗马天主教廷在中国贵州省设立的一个教区。
南天主堂：南天主堂旧址为1860年贵州提督田兴恕在贵阳城内六洞桥的公廨(今博爱路贵阳市一医旁)，后在贵阳新华路与兴隆街交汇处重建，2003年3月2日，重建的南天主堂正式启用。
六冲关天主堂：六冲关天主堂隐藏在贵阳鹿冲关省植物园内，由天主教法国传教士童文献历时两年，修建于一百五十多年前。这里长眠着5位传教士，其中的胡缚理即为修院的首任院长。胡缚理来自于法国西南地区波尔多，他在波尔多小修院完成学业。这位传教士在他的任职期间(1860 - 1872)，对贵州怀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他甚至效仿中国文人，作了三本苗蛮图册，这些版画集生动地描绘了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画册现收藏于法国波尔多小修院图书馆内。而今这里杂草从生，修院的部分房间已交由当地人在里面进行食用蘑菇载培，空地也已种上蔬菜，其余入口被堆砌的砖石封闭，唯一的入口也被蘑菇种植者上了锁。
青岩天主堂：青岩天主堂位于贵阳青岩古镇西门附近。1860年，胡傅理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天主教贵州主教，当时贵州提督为田兴恕，巡抚为何冠英。田兴恕（1836 – 1873），苗族，字忠善，湖南凤凰人，晚清著名将领，骁勇善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立功颇多，二十四岁便出任贵州提督，并诏授钦差大臣。田兴恕二十五岁时兼任贵州巡抚，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861年端午节，贵阳青岩大修院的守门人罗廷荫和修士与青岩民众发生口角，青岩团总赵蔚三（国澍）带领团丁逮捕修士张文澜（张如祥）、陈昌品及守门人罗廷荫，抓到龙泉寺看管，放火烧毁修院，院长白伯多禄带着部分修生逃走，田兴恕密令将张文澜、陈昌品、罗廷荫及修院女厨王玛尔共四人在青岩镇谢家坡斩首而引发“青岩教案”。清政府与法国正在交涉期间，田兴恕一面在清廷面前含混支吾，一面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在1862年2月18日杀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教民四人。文乃耳成为《北京条约》签订後死於教案的第一位传教士。这样，“青岩教案”尚未处理，又发生了“开州教案”（“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合称为“贵阳教案”）。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後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教案。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主使人贵州提督田兴恕时颇处两难之境。一方面，从维持《北京条约》之后中外暂时相安、期望借英法军队镇压太平军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清廷要听从法国要求，严惩田兴恕及其他教案相关者；另一方面，像田兴恕这样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立下累累战功的将领，也还是清廷为对付内乱必须继续依靠的地方实力派。更重要的是，田兴恕的反教行为反映了普遍官绅士子的仇教情绪正在不断兴起。鉴于后两个原因，清廷在处理田兴恕问题上颇是为难，中法之间为该教案交涉四年，几近决裂。1863年10月24日劳崇光、张亮基奏报清政府对贵阳教案的处理方案：将田兴恕及其幕僚张茂萱、谢藻龄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何冠英、赵畏三、戴鹿芝已死，不再追究罪责；对贵州教会赔银一万二千两，田兴恕所居贵阳六硐桥公廨(今博爱路贵阳市一医旁)给胡缚理作为天主教堂（即南天主堂旧址）。1865年3月法国政府复文表示同意如此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