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Bronze drum）研究，中外学术界的热点。铜鼓文化在我国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铜鼓的来源产地、族属等问题，历来被世界学者所关注，尤其是欧洲及东南亚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结合布依族铜鼓文化的传承信仰与民俗事象，略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世界铜鼓出土、分部、断代 　　 铜鼓是我国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青铜艺术的瑰宝，是具有地方性、民族性、代表性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是奴隶制的“礼器”、“重器”、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1、铜鼓研究，最初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殖民官员、探险家和古董商在越南土地上搜集古代文物并进行考古发掘，法国学者戈露波在《关于铜鼓文化之起源及流布》中说：“铜鼓之起源，在北安南等山地”。著名荷兰学者狄葛乐于1900年发表《东印度群岛及东南亚细亚大陆铜鼓考》一文，主张“铜鼓初发于广东西南地方，为其地之蛮族所铸。”奥地利学者黑格尔（ F·Hegel）1902年根据165面铜鼓分析，发表《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指出“关于铜鼓之事，吾人必注意云南及四川南部”他把铜鼓分为四种类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也研究铜鼓。1924年越南清化省东山县发掘青铜文化遗址，出土铜鼓20多面。1954年越南和平恢复后，在政府“集中力量研究雄王——文郎国问题”号召下，陶维英等于1957年发表《越南古代史》一书，提出“越南县铜鼓的故乡……是东南亚古代文明的代表……铜鼓是越南东山文化的重要特殊遗物，是雒越人创造。铜鼓从雒越流传到其他地方。譬如流传到广西的贵县和云南的晋宁。”在学术界以偏概全的观点煽动下，越南当局民族沙文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者借考古领域的学术之争，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华恶梦，今天看来，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在此，恕不赘言了。诚然，我国铜鼓文化已有2700多年历史，但作为铜鼓研究的专著，起步较晚，基本上是解放后才兴起的。如台湾大学凌纯声教授1950年发表几篇铜鼓论文，罗香林先生1967年发表《越族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夏美驯先生1979年发表

《铜鼓的历史》、大陆学者云南的李伟卿、王大道、四川的童恩正、贵州的李衍垣、宋世坤、北京大学的梁志明等，都是解放后六、七十年代才开始研究。解放前，只有郑师许《铜鼓考略》（1936年中华书局），但极少专著。不容讳言，我国铜鼓研究起步甚晚，比西方迟100多年。 　　 2、各国铜鼓分部 　　 我国是世界上铜鼓收藏最多的国家，共1400多面。广西博物馆收藏200多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流县出土一面铜鼓，鼓面直径156cm，高67.5cm，重达300多公斤，被誊为“铜鼓之王”。在广西东兰县民间还蕴藏有500多面铜鼓，在国际上称为“铜鼓之乡”。 　　 云南博物馆收藏铜鼓130多面。其中1955~1960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古墓出土17面，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出土8面，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出土5面，先后共出土30多面。 　　 贵州博物馆收藏89面，1957年在遵义杨粲墓等先后出土6面，1936年在天柱县出土1面。1977年11月18日，在赫章县可乐出土2面，其中一面为“套头葬”。这是全国唯一发现的葬俗，与夜郎国先民的灵魂升天的观念有关。此外，在贵阳、水城、开阳、仁怀、清镇、岑巩、安龙等县也各出土1面铜鼓，贵州共出土15面。 黔南州民族博物馆收藏16面，州歌舞收藏4面，州文化局收藏1面（1977年笔者在州金属废品回收公司买的），三都县民间收藏500多面。 　　 四川省收藏，根《明史》及《万历武动录》载：四川巡抚曾省吾、大将军刘显缴获铜鼓93面…… 　　 湖南省收藏27面，台湾省10面，河南省2面，中央民族大学1面等。 　　 越南收藏铜鼓186面，其中1924年在越北清化省东山县出土20多面。 　　 印度尼西亚收藏23面，泰国10面，老挝4面，马来西亚4面， 埔寨2面、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面（鸟居龙藏在贵阳郊区出土收去的） 　　 3、铜鼓分类断代 　　 黑格尔分析165面铜鼓后，将其分为4种类型。 　　 云南及我省学者分为3型8式，即：①早期石寨山型，体型相对较小，胸、腰、足三段起伏显著，纹饰的主次晕分明，浇铸合范痕迹明显粗糙。如云南石寨山，贵州可乐、遵义杨粲墓出土的铜鼓，经碳14测定，为春秋、战国至西汉晚期。这类铜鼓有万家坝式、石寨山式、冷水冲式、遵义式。 　　 ②中期灵山型。包括广西灵山、北流、西盟等三式。鼓面出沿有裙边，腰内收凹进，足处有脊棱，正中光体12芒，外有12道晕圈，有乳钉、蛙塑。时间为东汉、隋唐至两宋。 　　 ③晚期麻江型。体态小巧，身分胸、足两段合范四道，有汉字吉祥语出现。为宋、元、明、清留存。 　　 二、布依族铜鼓文化习俗 　　 1、铜鼓的名称 　　 布依语称铜鼓叫“南音”（ndzn nyianz）《诗经、谷风之什》云：“以雅以南，以签不僭”，“南”即“南国”，其音乐在春秋时已称为“南”或“南音”。《白虎通义礼乐》云：《南夷之乐曰南》。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说：“苗家和仲家用的一些刺绣图案和铜鼓的有关设计，完全一样。”又说他们“独用铜鼓，名曰Nan-yen，往往由土中掘得之。”这说明：西周至春秋，就有“南音”（铜鼓）这个名称。这名称与今天布依语叫铜鼓之名完全相同。语言是构成民族文化诸特征中最稳定、最持久的符号体系的“活化石”，是打开民族历史智慧和心灵的钥匙。因此“南音”—铜鼓这一远古至今的名称，应引起我们对铜鼓来历的深深思考。 　　 2、铜鼓与青铜器的关系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北方是铜鼓的中心”，是那里“雒越人创造，后来才传到广西贵县和云南的晋宁。”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他们不知道我国解放初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楚雄万家坝等地出土大量的铜鼓，经碳14测定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2640±90年，即春秋至战国初期，这类早期铜鼓，鼓面小、表面粗糙，合范错位，壁有砂眼，铜色紫红。而越南东山出土20多面铜鼓与1964年马来西亚出土2面铜鼓，碳14测定为2435+95（《越南历史》1972年版），属石寨山型，均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之物。 　　 同时，越南学者还不甚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如距今约6000年西安半坡仰韵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有铜片，这说明我国从夏开始，历殷商、西周至春秋战国，青铜时代长达十五、六个世纪。中国中原的青铜文化，如铜斧、铜钟、铜鼎（宗庙社稷的象征）与南方民族创造的铜鼓有深厚渊源。西汉《考工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西汉时称铜叫“金”，出土铜鼓含铜87.95%，含锡6.87%，含铅5.18%。黑格尔化验越南铜鼓含铅为26.69%，这与中国铜鼓差距很大。 　　 由此可见，铜鼓是青铜铸造，即铜与锡、铅的合金。 　　 3、铜鼓的来历 　　 ①民间传说：相传龙王陪嫁三公主给布依族孤儿勒甲的宝器，这是神话，不能当作信史，但它“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并给布依先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和审美基因等深远的影响。 　　 ②是布依族早期（明清）接受汉文化的人，认为是马授、诸葛亮带来的。关于铜鼓最早的记载是《后汉书·马授传》引《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以高大为贵，面宽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格致同类，来者盈门。”这说明铜鼓引起人们的重视始于东汉。 　　 马授（前14—后49年）东汉时陕西兴平县人，汉光武帝任为伏波将军，镇压交趾，封新息侯。此人勇敢，可谓“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东汉时，北方没有铜鼓，不可能是他带来。 　　 诸葛亮（181—234），三国蜀汉军事家，山东琅邪阳都（今沂南）人，东汉末避乱荆州，建安十二年，刘备推荐，三顾茅庐，即所谓“隆中对”，率军20万南下，在赤壁之战大败曹操，镇守成都，刘备称帝后，任承相，后加强吴蜀联盟，励精图治，赏罚严明，建兴三年（225）平定南中（云、贵、川），促进民族融合。他不可能从北方把铜鼓带到南方。 　　 ③《隋书》云：“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号有鼓者为‘都老'，群情推服”。布依族先民曾叫俚、僚、濮、仲蛮、仲苗等。布依语至今叫“寨老”、“部落王”仍叫“都老”（du lao）这也是值得深思的。由此记载，布依族先民应是铸造铜鼓的先民之一。但在布依地区，考古发掘的铜鼓不多，虽然普安县青山区铜鼓山遗址出土许多铸造青铜器的陶范、泥范，如铸铜钺的内模外范，但没有找到铸造铜鼓的沙石范，因古代铜鼓多为铸造，绝少锻打。考古资料证据不足，我们不能草率地说，布依族先民就是铸造铜鼓的首创者。 　　 4、布依族铜鼓文化的潜在意识 　　 马克轧主义认为，民族意识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和种族自身繁衍的生存和发展所积淀的心理素质和民俗事象。 　　 ①汉文献典籍和方志记载，布依族从古至今都普遍使用铜鼓。解放前笔者家中祖辈传承一面铜鼓，鼓面中心有太阳纹12道芒，芒外又有12道晕圈，重36斤。每到春节，祖父就燃香点烛从梁上取下悬挂在大门前敲击。并讲述许多神奇的传说，如深夜铜鼓与恶龙打架等，从此对铜鼓就产生浓厚的兴趣。1957年笔者到中央民族学院读书，并参加首都大学生生合唱团，有幸参加跳铜鼓舞，这是中央民院与各大学联欢的重要节目。当时笔者不知这面铜鼓从何处征来，但跳舞者均是南方布依、苗、侗、水等8个民族的学生，因而便认为是我们南方少数民族祖先创造的，心里充满一种自豪感。工作后，笔者于1975年到三都县周覃区弄索寨考察一面出土的铜鼓，这是一位约70岁周姓布依人家，因极“左”思想影响，他不愿给本人看，后来旁人说：这面铜鼓重35斤，面径约1尺4寸，他以1000多元卖给老广了。1977年笔者在黔南州金属回收公司买得一面铜鼓（32斤×6元=192元），重32斤，鼓面有12道光芒和12道晕圈，今存黔南州文化局。 　　 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今布依族民间藏有铜鼓4面，塘边镇清水村有2面，也属“麻江型”。布依族许多村寨都曾使用过铜鼓，但在1958年“大炼钢铁”和“文革”破四旧运动中，许多铜鼓被视为封资修“迷信”用品而被销毁了。黔南目前民间蕴藏铜鼓最多的是水族村寨，仅三都县民间就有500多面。 　　 ②铜鼓的鼓面中心光体有12道芒，芒的周围又有12道同心圆的晕圈，为何有这种图案设计呢？这是与布依族古歌《十二层天、十二层海》（见《南风》1982年第2期p52）对大自然天体的崇拜和幻想的反映。因为布依族先民怀着敬畏惊恐的心理去征服大然时，只有通过神话去壮大自己的勇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这小小的铜鼓，在布依族先民的心中，是象征浩渺无垠的“天”的概念和“神仙”境界。也许有人说，这是东汉顺帝时（125—144）张道陵创立的“道教”意识的反映。笔者认为布依先民和道教都把天视为“仙境”，但道教把天分成三十六层，而布依先民把天多分成十二层，因此，铜鼓面光体外的12道晕圈，应是布依先民对天体形象认识的体现，这才比较接近真理。 　　 ③布依族丧葬时、报丧、堂祭、绕棺、开路、出殡，都要敲击铜鼓。《独山县志》记载：“仲家好楼居……丧葬，凡属亲眷及瓜葛，本村邻舍，男女络绎成群……，男女对击铜鼓、木鼓、鼓声相应，稍不合节，罚酒一瓢，饮至昏醉。”解放前夕，笔者在惠水县羡塘乡纳元寨罗福明家看到一次丧葬砍牛敲击铜鼓的悲壮场境，孝家男女拜，巫师念祭词翻译大意是： 铜鼓敲了十二排， 铜鼓响过十二音， 鼓声传到天庭， 天神迎接亡魂，步步上天庭， 一上一层天，二上二层天…… 十二层天走过了， 从此永坐天庭，保佑人间享太平…… 　　 从巫师的祭词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布依族先民，视小而圆的铜鼓，就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天”的含意，超度亡灵，只有用神牛驮魂上十二层天，才能感化升仙，到达理想的极乐境界。 　　 ④鼓面塑青蛙。古代布依族视青蛙为求雨“天使”，今罗甸、罗悃一带，正月初一仍有迎青蛙的崇拜习俗。 　　 ⑤《太平御览》卷875引晋裴渊《广州记》云：“俚僚贵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是有鼓者，极为豪雄。”铜鼓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在布依族社会生活中，有其多方面的功能。 　　 古时，如果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或村寨发生火灾，只要听到鼓声，群众就会“到者如云，”鼓舞斗志，战胜敌人或灾难，因此，拥有铜鼓者，就可称雄称王。在这种情况下，铜鼓就是权力的象征，听到鼓声，人们会自觉地虔诚地投入庆典或祭祖活动中去。 　　 三、小结 　　 1、布依族先民是历史上铸造铜鼓，使用铜鼓最早并传承至今的族群之一。 　　 2、铜鼓文化，在布依族社会生活习俗中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远古“天体”的概念，是沟通三界人神信息的使者，又是财富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在重大的庆典和祭祀活动中，它张显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崇拜和向往！ 　　 3、铜鼓这一历史“重器”、“礼器”究竟是何时、何地、何民族最先创造呢？虽然我国文献南朝宋史学家范晔（398—446）撰《后汉书》载：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云：“骆越也，有铜鼓。”根据这史料记载，我们还不能轻率地说，铜鼓就是骆越人创造。 　　 越南学者仅就东山出土的铜鼓，没有多方面的考古资料，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鼓吹“越南是东南亚铜鼓文化的中心”，这个结论，为了眩耀自己，缺乏慎重的科学态度，也不可轻信。 　　 4、中国是世界收藏和出土铜鼓最多的国家，1980年全国铜鼓学术会议在南宁召开，建议在时当时间，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铜鼓学术论坛，通过各国铜鼓文化专家，应用金石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资料，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百花齐放、百家齐鸣，冷静思考，互相交流各国铜鼓研究的学术战果，辩证地历史地科学地探讨铜鼓铸造于何时、何地、何民族最先创造，也许能获得接近真理的共同认识，不再是国际铜鼓文化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千古之迷”！ 　　 综上所述一孔之见，管窥蠡测，谬误难免，祈望各地专家指正。 参考资料： 　　 ①《云南文物》1980年版 　　 ②《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2、3期 　　 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 作者杨路塔简介： 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曾任黔南州文艺研究所原所长、副研究员、黔南师院客座教授、州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