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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贵阳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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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巡抚乔用迁赴京述职,当道光皇帝向他问及贵阳的风土人情时,乔用迁答道:“是亦多侨籍,合吴楚(长江中下游地区)之优良聚族于斯土,其民华。”如果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贵阳多为客籍人,在这块土地上,聚集着吴楚的精华,他们聪明有才华。对照贵阳的历史,乔用迁所言并非溢美之词,展开历史的长卷,亦不难发现,贵阳地方的开发、进步,并得益于历代移居贵阳者的智慧和孜孜不倦的奋斗!
  一、修城建阁,构筑格局
  贵阳地理环境良好,西北有黔灵诸峰耸立,东面有栖霞、扶风、相宝、狮子诸山与之遥相对峙,西南蜿蜒而来的南明河贯穿全城,“富水绕其前,贵山拥其后”……从史料来看,远古时这块土地上很早就有人居住。北宋初年,彝族先民的一支乌蛮占领了贵阳,建立了政权。宋太祖开宝七年(947),他们的首领普贵朝贡于宋王朝。宋太祖赵匡胤有《敕普贵书》,其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语。赵匡胤说的“贵州”,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贵阳。在宋代,贵阳已有土砌城墙,居民以仡佬、苗族、布依族和彝族为主,但其数不多,其城亦小。今天贵阳市大十字一带昔日被称为“黑羊箐”,可知当时的荒凉状况了。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占领了贵州,屯驻城中,将城名改为顺元城,其城仍是土城,仅局限于今贵阳市城区南部。居民除原土著民族外,还有一些随元军而来的蒙古人、回族人,以及汉人。江西庐陵(今九江市)道人彭如玉曾在今大十字南不远处创建了普庵堂。可以说,他是来贵阳较早有名有姓的外省人。
  贵阳地处黔中腹地,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疆的开拓,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故入明之后被视为“滇楚的锁钥(重镇),蜀粤的屏障”。贵阳之名最早见于明代隆庆三年(1569),时值明王朝将程番府易名为贵阳府。易名贵阳又因其地处“贵山之阳”。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贵阳)府北二里,为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今关刀岩),贵州(贵阳旧名)因此而得名。”
  古代贵阳有“九门四阁”之称。从这个称谓可知贵阳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移民的关系。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记载了元军初到贵阳时:“入我国土,军循(巡)地,诸部(宋军)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顺元城土城墙南到南明河,北抵钟鼓楼(今王家巷内),东临老东门,西至大西门。
  随着中央官员和军队的入驻,明洪武十五年(1382)在原顺元土城的基础上改建程番府石城。石城墙基宽二丈,墙高二丈二尺,垛口2243个,城门5座,城墙总长九里七分。天启初年,由于贵阳府移民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兼之土官奢祟明、安邦彦反明作乱,围困贵阳11个月,平乱之后,为了加强城外户籍管理和防卫的需要,天启六年(1626)在贵阳老城北城外扩建石城墙六百余丈,增威清、六广、洪边、小东四座城门。这四门加上原来的南门、次南门、东门、西门、北门,整个贵阳城就有了九门。
  贵阳的著名人文景观与移民有关。明清之际,贵阳建有四座名阁。它们是文昌阁(今存),皇经阁(原省府路小学内)、玉皇阁(原城基路小学内)、灵官阁(原普陀路建国巷内)。建文昌阁,只是培养地方文风,鼓励外来和本地人士勤学苦读,求取功名;而皇经阁的功能,是为贮藏中原典籍之用;至于玉皇阁、灵官阁,则是奉祀中原流行的道教玉皇大帝及护法之神王灵官的处所,并以慰藉移民的心灵和取代地方的原始宗教。
  明清以来,随着大批移民的入居,佛教、道教也深入滇黔两地,以致佛寺遍及贵州全省,仅贵阳府就有佛寺200多座,大兴国寺为全省各寺之冠,黔灵山弘福寺与栖霞岭东山寺为东西相对的两大佛寺。与此同时,道教在贵阳亦盛行,如南岳山、仙人洞,均是香火鼎盛的福地。这些佛寺、道观的创建者和主持者亦多为外来僧人、道士如大兴国寺的南宗、弘福寺的赤松、阳明祠的慧仙、扶风寺的性莲、法云寺的悟度,以及东华道士等。贵阳著名的人文景观有秀甲黔南的甲秀楼,祟祀明代哲人王守仁的阳明祠,荷花繁丽的名园梦草池(原贵阳市委内,现贵阳市委已迁金阳市级行政中心)等,这些景观的建成,也与外来者或移民的倡导、参与、赞助分不开。如明江东之修建的甲秀楼,清庆保、张 、丁宝桢等人修建的阳明祠……
  贵阳城曾经牌坊林立,蔚为大观,其中大多是石牌坊,少数是木牌坊。石牌坊外形高大,气势雄伟,上面精雕细刻着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以及名人楹联。这些牌坊大多建在主要街道上,少数建在城边和近郊。据史籍记载,明朝嘉靖年间,贵阳城内有牌坊80多座;万历年间有50多座。到了清朝后期,漫步城中,几步就是一座牌坊。出南门,仅油榨街就有牌坊20多座,排列成行。这些牌坊大多是移民和移民家族后裔出资修建的,而细看石、坊上的铭文,记载着他们的事功和奋斗历程。如功德坊、进士坊、贞节坊等。
  二、建立会馆,繁荣经济
  贵阳从一个封闭落后的边境小城发展成一个商业繁荣、文教昌明的新兴城市,这与外来移民的开发、建设是分不开的,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散在城内的各省会馆。自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由吴楚进入贵州的军队、官员、商人、工匠、农民、乐师,以及从事医疗、占卜的人日益增多,且大多集中在贵阳。这些外省的移民在开发贵阳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往往成立以省籍为界别的会馆。据记载,康熙初年贵阳即有11家会馆,它们是湖南会馆、湖北会馆(今中华南路百花影剧院所在地)、江西会馆(今太平路云岩二中内)、老四川会馆(今黔灵东路上)、新四川会馆(今成都路段)、江南会馆(九华宫,今城区东)、云南会馆(今和平路上)、三陕会馆(今富水路段)、浙江会馆(今中山东路上)、福建会馆(今六硐桥旁)、两广会馆(原贵阳三中内)、北五省会馆(今富水路段)。可见在全国当时十五行省中有十一省人士移居贵阳。在这些会馆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湖南、江西两会馆。我们再看一看这些会馆与哪些行业有关:江西人控制了贵阳的油类、笔墨、瓷器等行业;湖南人则垄断了纱布、木器行业;四川人掌握了饭店、理发、砖瓦、草鞋行业;山西人开钱庄,陕西人建当铺;广东人占据了照相、钟表修理行业;京、苏、川、广四帮在杂货业中均有所获。俗话说,经济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随着商业机会的增多,不少外省移民又涌入贵阳,致使贵阳城区不断地扩大。我们从各省会馆的会产的增多,可知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知道他们逐渐扎根于贵阳。正因为移民变成本地住户,他们开始热心公益事业,为此而兴办学堂、建寺庙、修戏院、建乐善堂、修桥铺路、赈济灾民……

三、人才辈出,比于中州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勃兴,在科举场上,主要是这些来自“吴楚的优良之族”的后裔,创造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鼎甲一探花”的骄人成绩,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作为黔中首府的贵阳,更有不俗之成绩,培养出218名进士及2000多名举人,占了全省科名的三分之一。当我们探溯其社会原因时,不难发现这与外来的执政者和移民有关。据载,宋代贵州只有一所书院,元代始有几所官学,然而到了明清,由于统治者推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基本国策,贵州的各级官员比较能执行中央的政策,热心教育,于是官学、书院、社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贵阳一地,明代就有文明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清代有贵山、正本、正习三书院。
通过对明代贵州进士的调查发现,贵阳的进士全被外来移民所囊括。
  明代贵阳共考取了26名进士,其中民籍14入,官籍9人,军籍7人。民籍中:秦颙,原籍嘉定(今四川眉山);易贵,原籍江西吉水;黎逊,籍贯不详;钟震,原籍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郭珠,原籍四川富顺;汤爵,原籍直隶桃源县;汤景明,原籍直隶桃源县;汤 曾孙;詹恩,原籍江西玉山;张一甲,原籍云南石屏州;汤训,籍贯不详。官籍中:朱璧,籍贯不详;许一德,原籍南直隶泗水(辖境相当今江苏泗洪、泗阳、宿迁、涟水、灌南、邳县、睢宁及安徽泗县等地);马文卿,原籍江苏仪真县;杨师孔,原籍江西庐陵;王尊德,原籍直隶凤阳州泗水;刘述祖,籍贯不详;张慎言,原籍北直隶定州(辖境相当今河北满城以南,安国、饶阳以西,井径、藁城、束鹿以北地区);徐卿伯,原籍南直隶徐州(辖境相当今江苏新沂、宿迁、睢宁以西,以北和安徽淮河以北地区);马士英,原籍广西梧州膝县。军籍中:俞玑,原籍江苏吴县;徐节,原籍浙江寿昌;陈治安,原籍南直隶昆山;刘秉仁,原籍湖北大冶;汪若泮,原籍应天府江浦(今南京一带);潘润民,原籍湖南武陵;周祚新,籍贯不详。清代贵州籍的进士、举人也大多是江西、湖南、安徽、江苏等地的移民后代。在这些才俊中,有“天末才子”谢三秀、“诗书画三绝”的抗清才人杨龙友、“其人其诗似屈(原)杜(甫)”的吴中藩;有“力持风雅,领袖群彦”参与修纂《康熙字典》的周渔璜,开发台湾有功的周钟瑄;有清廉刚直的“硬黄”黄辅辰,“殿上虎”花杰和京兆尹李朝仪;有高扬民族气节、捍卫国权的石赞清、但明伦和陈灿;有博雅多能、才华横溢的傅寿彤、黄彭年、罗文彬、袁师韩、陈田和姚华;有高倡民主理念、投身维新变法、对中国现代教育贡献巨大的李端棻;以及“大魁天下”的文状元赵以炯……
  贵阳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城市,是一个活力洋溢、开放性强的地方。由于移民的因素,贵阳人很少有偏见,包容性强,他们勤劳勇敢,聪明能干,思维敏捷,敢为天下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提升自己,大多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危亡。在这里,曾爆发过反对西方文化侵略的“青岩教案”,是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反洋教”的先声;在清末拯救危亡的“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位居全国“上书”举人的第二位,在签名的全国603人中占了96人,其中贵阳有46人;辛亥革命时,贵阳继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之后,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是最早宣告独立的十三省区之一。以上表述,人们不难发现移民对贵阳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教勃兴的重大贡献,以及自身心理素质的优劣等。可以说,如果没有明代中央政府对西南疆的开发没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的建省,没有移民及他们的后裔在贵阳艰苦卓绝的奋斗,可能贵阳仍将处于“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原始状态中,落为亟待开发的蛮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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