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知青部落_本地文化

残存的知青部落

关键词：贵州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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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知青部落
—— 农垦上坝茶场印象

我的知哥知姐们，我为什么要饱含深情和敬意来写，是因为你们曾经的那场劫难，才有了我们的新生。
—— 题记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大的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指示。2007年9月1日摘自农垦贵州省正安县上坝茶场。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那一年，我1岁，尽管一路风长，还是没能赶上这趟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列车。当时还有点后悔，现在想来，幸好没赶上，心里几多庆幸。就如当年世界上最豪华的英国皇家游轮“泰坦尼克”号下水试航一样，都以能参加首航为荣耀，哪管潜伏着的深灾大难。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不知道上山下乡专列就是中国的泰坦尼克，他们欢呼雀跃地上去了。
我对知青的印象，最初是在我们生产队，有两个，一男一女，分住在不同的人家。男的拉一手好听的小提琴，没下地干活，一直在公社学校教书；女的长得高大漂亮，常回城去，偶尔也随村民一道下地干活。在村小读到三年级，我就转到了公社学校。这也是我最向往的，公社那地方大，常开社员大会，红旗、锣鼓、大喇叭，标语、口号、样板戏，热闹非凡。有好几个知青在学校教书。学校紧挨着一个农场，每天都能见到场里上百个知青劳作的身影，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充满了欢乐。那几个知青的课教得非常好，课余时间，他们唱歌、拉琴，组织学生排戏。每天放学，我都要看那些漂亮的女生排练“铁姑娘，心向党，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的学习进步很大，经常得到知青老师的表扬，心里得意极了。放学路过农场时，碰上地里干活的知青，他们时不时地拿我盘问，末了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县城重点高中重点班，在乡邻四野中倍感荣耀。而我更佩服那些给我预言的知青，只不知他们如今都去了何方。
很多年过去了，知青的印象早已淡忘。县文联要组织一次专门针对知青们的采风，地点就是农垦上坝茶场。我心里顿时暖流奔涌，思绪飞扬，就好象这次采风不是对知青而是对我的关怀，儿时的知青印象，后来在史料上看到的知青生活片断，立即涌动在我的脑海，我在内心深处遥问：当年从上海、浙江、山东、河南、成都、重庆、贵阳、遵义以及本地来到地处高寒、荒无人烟的正安上坝屯垦戍边的知哥知姐们，你们都好吗？
一、神秘的红籽堡
50年代初期，需要改造的人太多。1952年，贵州省公安厅选中了黔北高原上这块20平方公里的山顶兴建劳改农场。这地方海拔1500米，原始地荒凉着，人们叫它红籽堡，一听这地名就是望山而取。满山的灌木丛中点缀着灿烂的红籽树，蜿蜒起伏如一张巨大的撒花地毯。红籽堡距山脚下的斑竹公社10公里、县城54公里、中观区政府40公里，属中观区所辖。中观区在当时正安十个区中位列第十，方圆百十里的群众就习惯叫这个劳改农场为“十区农场”。一条小公路从县城慢慢往上爬，爬进了云雾缭绕的红籽堡；一队队犯人陆续从四川、重庆、贵阳等地纷至沓来，浩浩荡荡3000余众。
几千人分成5个队，散落在沟沟岭岭间，唯一的两个出入丫口上设置有防空瞭望哨，偶有草绿色的吉普车从林荫丛中爬上来。犯人们用泥巴筑墙，茅草盖顶，建起了一间又一间“干打垒”的房子。山顶中心是3幢成π形的房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青瓦屋顶，脊梁两端各挑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木板回廊，每根方柱上挂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宣传画。这是场部，所用建材从几公里外的一个砖瓦场运来，没有公路，几千人排成长龙，搞接力传递，那些砖瓦就从这条长龙身上流了过来。这几幢至今完好的办公楼，见证着红籽堡的兴衰。
1957年，不知是哪一股国民党势力发现了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从空中投下雪片似的传单。也不知那传单上都写了些什么，只是从此以后农场经常骚乱。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特赦了大批犯人，其余的也都悄然转往贵州平坝，“十区农场”改为国营上坝农场。从各地招工从事粮食生产，在贫瘠高寒的荒原上，每年为国家上交50余万公斤粮食。1965年开始陆续有知青进场。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余波终于波及到了红籽堡。红籽堡被定为农垦基地，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1978年，相继有上海等地近400名知青涌入。农业学大寨正是热火朝天，12台27、35、68型拖拉机和2台180型履带式拖拉机开上了山，这块荒凉了千万年的山顶魔鬼般疯狂起来。饥饿的人们，满以为只要多挖地，多下种就会吃饱肚子。
红籽堡，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被新中国选为劳改农场，后又被作为解决城市青年接受再教育和就业的好去处。从劳改农场到国营农场再到农垦基地，折腾了几十年，人们在红籽堡上留下的创痕已被荆棘杂草渐渐地蚕食，漫无边际的荒山野岭一直在和开创它的人们做最后的较量，山上浓浓的雾霭从来就没有退去。
二、漫山红旗招展遍地歌声飞扬
尽管那个年代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尽管如今的农垦上坝茶场一片萧条，但是，走进上坝茶场，你仍然可以浓烈地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热闹。高音喇叭仍在不知疲惫地唱：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你，这歌声对于至今仍在场上的知青，更多的是一种怀想，而对于后来者，则于怀想之中又生出些许的嘲弄意味。七十年代末期，各地知青返城的呼声高涨，上坝茶场因为偏远、知青总数不大，始终没有象他的开创者3000犯人那样集体骚动过，他们有的只是个体生命的痛苦呻吟。
1965年，已有少量知青来到了山上。一辆老式嘎斯汽车将打着背包的一群热血青年拉到了大山脚下的斑竹公社，一问，还得爬10公里陡坡才到达目的地。举目望去，深秋十月，那个目的地正笼罩在浓浓的云雾中，连影子都看不见，这一群从出门不久就开始热血降温的知青，顿感寒气袭人，心里发凉。前面有路，但只是一条路印子，在丛林中出没。汽车去不了，得改坐一辆“三五”拖拉机，这是场部专门派来接人的。那个身躯魁梧的副场长，一看就是转业军人，为了鼓舞士气，在拖拉机突突地冒着浓烟爬向山顶的途中，他指挥大伙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倒好象是走向深渊似的。
拖拉机不停地下山，不停地往山上拉人，当年3000劳改犯劳作的红籽堡，很快就被职工和知青们占领了，也是5个生产队。土公路血管一样布满山顶，每一个生产队和“会战”工地上都插上了猎猎招展的红旗、架上了号筒大喇叭。10几台拖拉机在山上不停地穿梭。农场主要从事粮食生产，上万亩耕地，每年产出数十万公斤粮食交给国家，知青和职工们常常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1978年，农场改为茶场，一群年轻娃娃，小的15岁，大的20多岁，没有生产耕作经验，他们本身还是一块生铁等待锻炼成熟，却要负起自食其力、贡献国家的重任。当时，场部领导经常作动员讲的一句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这批青年人艰难地举起了手中开荒辟草的铁锹锄头，红旗指向哪里，锄头落在哪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红籽堡满山是红旗，遍地是歌声。别说这些歌声没有个性，只有共性，同样能为你鼓劲、加油，为你抚慰、疗伤。高音喇叭唱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而夜静更深时从散落在沟沟岭岭间的知青们的茅檐下飘散出的多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每逢开大会，知青们从5个队汇集在场部的方形院坝上，一个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都显得格外的高兴，疯唱疯跳，还有乐器伴奏、专人拍照。一群大都市来的年轻人，把文明的火种在荒山野岭上尽情播撒。曾经有个村子里的小女孩在大庭广众之下掀起了一位女知青的百褶裙，弄得这个女知青哭笑不得。场部这个院子是政治味很浓的地方，知青们唱唱跳跳的都是《南泥湾》、《红灯记》、《沙家浜》。院子四周的柱子上贴满了标语，这些标语被当年的知青用照相机定格了下来。正前方两面高墙上是毛主席的巨幅照片，一幅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幅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院坝四周回廊的柱子上，是一幅幅配有图片的小标语，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个人做好是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种小标语到处都是，读来仍让人激动。也有一些别样意味的，如华国锋头像下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也许，农场把原来的景象复制了再现，只是一种下意识，一种割舍不去的情愫，并未如我等想象的那样复杂。但愿如此，权当只是一种回忆和惦念。
三、干打垒
当年3000犯人是集中居住、统一劳动、统一食宿，居住的地方比较小。农场工人和知青们上山后，食宿不统一要求，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单门独户。在那个饥饿的年月，住宿还不打紧，关键是吃，吃多吃少、吃好吃歹是很令人计较的。所以，除了场部的集体食堂一直巩固外，各队都是分灶吃饭，知青和农村社员们一样，按计划完成任务，按工分分得粮食。这样一来，原来犯人住的房子就日渐容纳不下了。知青们学着当年犯人们的样，就地伐木，锯板，做成一个筑土墙用的盒子，不断地往盒子里填土，不断地用力夯筑，丛林中就生出一间间小小的蘑菇似的土墙茅屋——干打垒。这种房子没有统一的图纸，但是在知青们聚居较多的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遍地都是。那些零散地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在生产队老百姓家找一间房子居住，但是成百上千上万集中在农场的,就只能这样自力更生了。高山顶上，紫外线强，可是知青们顾不了那么多，干得汗流浃背时，都一个个脱光了衣服，露出白嫩的肌肤，几天下来，那白色就开始泛黑，颈部、臂膀就火辣辣生疼，连续不断地脱过两层皮，就任凭日晒雨淋都无所谓了，皮肤也就完全变成了古铜色。女知青不敢象男知青们那样大胆地脱，任凭汗水把衣裤湿透，晚上烧一盆热水，躲在茅屋下小心清洗。别以为土墙房子都是冬暖夏凉，丛林中的干打垒，潮湿不堪，茅屋顶上、床板底下经常长着旺盛的蘑菇。新中国的农垦农场，旨在屯垦戍边，采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新的工作方式，利用机械耕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道路。因为这个特殊的使命，在这个偏远的高寒山区就有了12台拖拉机和1台柴油发电机。在县城电力供应似有还无的年代，上坝茶场的夜晚灯火明亮。但是太远了，丛林杂草太深了，明亮的电灯光在山的雾气中是那样微弱，昏黄如豆，伴随着屋顶上凄厉的寒风，在漆黑的夜的丛林中闪烁，如狼眼一般。这种微弱的灯光也只能是场部才有，其余各队，都是点煤油灯。那些生活在遥远都市里的父母们，可曾想到过儿女们的这种生存境况，这群野人一样出没在荒山野岭的青年，都盼望早点结束这难挨的两年，下乡时讲好了的，两年，只两年过后就可以安排工作。想想只有两年的时间，再苦再累也要挺过去。想想两年过后自己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工人阶级的一员，心里再苦也甜。特别是那些在城里比较困难的家庭子女，想到两年过后自己就可以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心里时时兴奋不已。
我的知哥知组们，你们是那样的天真纯朴，两年过后果真会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吗？对你们的诺言都兑现了吗？两年过后，你们都逃出干打垒了吗？也许，你们未曾开始就预料到了结局，但又不得不来。特别是1976年以后，虽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虽然城市1000多万庞大的知识青年已被转移到了偏远的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但即使如此，城市待业青年的人数还在急剧上升，下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有一点，你们肯定没有料到，在中央高层，是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消极和被动地对待就业压力，“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大力发展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彻底清除“文革”的不良后果？正在痛苦的酝酿中。是决策得太迟？还是你们成长得太快？命中注定，你们赶上了上山下山的列车！命中注定，你们与干打垒有缘！
四、高山包谷啥都不啥
红籽堡地处高寒，几万亩土地中稻田很少，只有那几条深谷里才有零零星星的几块，所种植的都是玉米。知青上山后，陆续开辟茶园。1976年，云南、海南等地的知青千里迢迢来农场访友，建议将“以粮为主”改为“以茶为主”，这一建议层层上报后被省农业厅采纳，将上坝农场改为农垦上坝茶场，隶属省农业厅。从粮到茶，只一字之别，可劳动却是完全不同的的两码事。种粮食的地方不能减，种茶的地方要重新开辟。定计划、下任务，人均每天开毛荒3分。这小小的3分任务，让一个个稚嫩的身子受尽伤痛，特别是那些纤弱单薄的女孩子，时时哭天无路。
当时的粮食单产极低，是典型的广种薄收。砍树、烧山、开荒、播种，力度是很大的，还经常搞大会战。但因为气候关系，又缺少肥料，所以，那满山遍野的庄稼就如同漫山遍野的知青一样，缺营养。国营农场的粮食是要按计划上交的，留下的基本口粮不多。收割的季节是秋末初冬，你忙我不忙，早迟一起黄，玉米水稻同时收。这样的季节，在农场是雨季，雾漫山顶，雨水退去，雾气散尽，就是寒冬来临。收割的粮食得用火炕子炕。这一带是煤区，就用大量的煤来烘烤，一部分玉米捧子被烤得半熟乃至熟透，随手捡来都可以吃。磨出的玉米面都是黑沉沉的。在场部大食堂就餐的人每顿半斤玉米面，但是高山包谷面夹杂了大量的包谷糠，这东西喂猪可以，人吃就难受。知青们从食堂打了饭来，都要用水冲淘，将浮在上面那一层糠漂去。这一下来，半斤包谷面饭就只剩下三两了。一个知青告诉我，他最多一顿吃过4张票，也就是2斤包谷面。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月1两食油、4两猪肉、30斤粮食。油是菜油，粮食有大米、玉米、高梁、小麦、红苕片等，但是上坝农场从他建场那一些天起，从未见过国家的供应，种啥吃啥。几个月不见油浑，两三年不见一粒大米是常有的事。玉米面是书面语言，包谷面是地方土话，玉米面又叫包谷沙。一大碗包谷沙做成的饭被水冲冼后所剩无几，知青们痛心地戏谑说“高山包谷啥都不啥”。
五、热情已被你耗尽
广阔天地，大作为。
初中不毕业，下乡不能去……
刚掀起上山下乡热潮的时候，要求很高，初中不毕业不能去，独生子女不能去，残疾人不能去，家庭成份不好的不能去，已婚不能去。能去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红人。这些生活在红海洋中的年轻人，臂戴红袖章，高举语录本，坐上贴满大红标语的列车去到祖国各地。高唱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人越走越少，路越走越荒凉。
别看上坝农场距县城只有54公里，给人的感觉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当然不会是世外桃源，不会令你留连，只能让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
每一次有知青上来，场部都要派拖拉机下山去斑竹街上接，也照着城里的样，在车厢两边贴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开花结果”的大红标语，车头横批“热烈欢迎”。上山之后都要在场部好酒好肉招待一顿，让你吃得心里暖洋洋一片温暖。这一顿是场部领导陪着吃的，说不定他们也想借机滋润一下干瘪的肠胃。一顿过后，不管是分在场部还是分下生产队去，你再难见到如此高档的伙食，这一顿也就成了你心中遥遥的渴望与怀想。近一点的队距场部一两公里，远的有五六公里，全是拖拉机走的土路印子，两边茅草齐腰深。到了队上，住进干打垒，人还未趟下，队长送来一袋子包谷沙，这是一个月的基本口粮，以后的日子，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计发粮食及其它有可能统一分配的物品。
第一次夜幕降临，你躲在干打垒墙角，点上一盏黑糊糊的油灯，听屋顶呼啸的冷风，倏然间是那样的孤立无助，心绪茫然，让你感到生命的危机四伏。那些早来的知哥知姐，总会在这样的夜晚，呜咽着一根短笛，自编自唱起“夜来何处是归家，红籽堡上干打垒。迢迢不见返城路，夜夜梦里回故乡。”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惦念袭上心头。新来的知弟知妹们本来还想强撑着哼几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时全没了兴致。
上山的每一个知青都没有退路，只有充满热情与信心地熬，等待两年过后回城安排工作。曾经有两个上海来的知青，一男一女，相恋着手挽手来的，刚住下不久就幡然醒悟相约了逃跑。他们不知道，当年监管犯人的瞭望哨仍在发挥作用，尽管是在漆黑的深夜，望远镜里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点逃奔的光影。场部未派人下山，第二天清晨驻扎在斑竹街上的民兵就把这对男女捆绑了上来。全场开大会，挂黑牌，各个队上巡回批斗，杀鸡儆猴。在场部，这一男一女被捆绑在台上，场长、队长、知青代表、社员代表轮流的上台去指着鼻子骂：你看当年人家南泥湾，一把锄头一杆枪，生产自救保中央！你们就是这样扎根农村的！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切贪生怕死的人都要统统埋葬！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判会过后，女知青被留在场部养猪，男知青重新分到最边远的五队。平时生产任务紧，加之山路难走，他们见面的可能性就极小。此后，农场再没发生过逃跑事件。这起唯一的在农场历史上很不光彩的事件，档案未作记载，怕的是影响当年的年终评比。那对痴男怨女，渐渐地被人们淡忘，后来到底是怎样走的，去了哪儿，没人能确切知道，只说八成是回大上海去了。2005年我见到过一对在正安县谢坝乡插队的上海知青，男的现在加拿大，女的在深圳，都是经商，30年后双双相约来谢坝寻梦，走进谢坝他们曾经居住过的人家，问当年曾给予过他们许多照顾与方便的80多岁的老奶奶，说你还记得我们吗？那老奶奶竟一下子说出了他们的乳名。我当时听得一脸泪水。这是多善良纯朴的人啊。红籽堡啊，就因为你的特殊身份，你就不敢学一学这位老奶奶。那对早已销声匿迹的被捆绑过的知哥知姐，红籽堡上有你的屈辱和苦难，但那是一个荒诞无稽的年代，要是你还能记起，要是你还能再来，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在艰苦的劳动中，知青们常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越苦越累心越甜”。我相信这话有他的真实性，一切都因为只能两年，两年过后，一切都会改变。
这地方太远了，家和亲人都被阻隔得音信杳无。回城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春天忙着耕作，场部一般不准假；冬天雪凌封山，好不容易批来了假条，等你披荆斩棘下山，到斑竹公社找不到便车就只有步行几十公里到县城才有班车，而班车又是要提前购票的。这一路折腾，不被豺狼虎豹吃掉也得被走村过寨汪汪的犬吠吓得半死。一般都要相约两三人才敢成行，特别是女孩子绝对不敢独来独往的。回家探亲的很少，都靠写信来联络家人和朋友，而邮差又是半个月上一次山，遇冬天雪凌大时，一月两月还说不准。时间长了，吃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一个个面黄肌瘦，遇到干旱时节，吃水还得下到山脚去挑，去背，去端。这种抢水场面的照片至今还挂在农场的办公室墙上。水比粮贵。衣服旧了将就着穿，破了补了再穿，每年人均1丈5尺7寸布票，无钱去山脚下斑竹街上买，都是拿去卖了或是兑换食物。要不了一年，你和山脚下的村民就相差无几了，你已经完全从城里人改造成乡下人了。
这地方太穷了。时至今日，上坝农场开垦了56年，知青上山40年，当年广种薄收的大片土地已渐荒芜，知青们用血汗和泪水刨出的4000亩茶园因无力管理只剩下1500亩还象点样子，场部及周围的生活环境条件还是老样子。拖拉机早没了踪影，红旗早已随风而去，高音喇叭还在唱；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已重新长满了杂草；人还是那些人，只是老了；机器还是那些机器，厂房还是那座厂房，只是都已破烂不堪；除了场部简陋的招待所还算看得过去外，你找不出一户象样的人家。帅世银，72岁，1964年招工进场，至今未娶，靠每月500元退休金生活。他住的是原来场部小学（后无生源停办）的教师宿舍，两小间15平方米。进门一小间是两条一长一短的脏兮兮的木凳，3块长木板用砖头垫着摆放着几副油腻腻的碗筷和炊具，角落处几块石头垒了个简易灶眼；里间卧室光线很暗，房顶和后墙壁浸进来的雨水已漫到了外间屋子，床上一堆黑糊糊的东西辨不清哪是衣服哪是被子，一盏白炽灯已被熏上一层厚厚的蛋黄色。他已没了多少行走能力，更谈不上下地干活，生活必须品就在场部买，每天烧4个煤球靠茶厂下山的便车带上来。他这个家，没一样值钱的东西，整个家当，只能按废旧品处理，也就值几十上百元钱。象这样的家庭还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那些临近退休的职工，因为还领不到退休金而又无力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境况更差。
这地方太枯燥了。偌大一个山顶，几千垦荒之士，如今只剩下几十号人在上面居住。作为现代生活必需品的电视机，在山上还是奢侈品。你常常可以碰上满屋子的人围在一块看电视。夜晚，女人做针线，男人打牌，学生下山读书要周末才回到山上来。雪凌封山的季节，柴门紧闭，生气全无。
歌声依旧在唱，只是不在热火朝天的会战工地上，而是在深夜干打垒的墙脚低吟；再没有人唱那些表达雄心壮志的歌曲，若有若无的低吟浅唱中充满了如泣如诉的哀怨。如今在一些知青点的墙壁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残存下来的打油诗：红籽堡上，风餐露宿。土墙茅屋，难挡风霜。种田喂猪，犁土开荒。收完玉米，再栽茶苗。能吃创业苦，敢挑千斤担，词正气壮，体力不强。一日三餐，饥饿难当。端碗思俗，泪水直淌。“毒草”被焚，“黄歌”禁唱，愚公思想，常挂嘴上。高声学唱红灯记和沙家浜，低调哼哼在那遥远的地方。七情六欲，暗流汹涌，情窦初开，红花朵朵，草甸青青，未婚先嫁。弹指一挥，十年春毁。大梦初醒，前途迷茫。
六、漫漫下乡路，何时是尽头
美妙年华，建设边疆。
我们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尝尽了人间的苦辣酸甜……
已经回城和还在扎根农村的知哥知姐们仍在把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吟唱，嗟叹、惋惜、失落、惆怅，饱含深情、泪水。
回城的路太难了，这是当初未曾预料到的。两年过后满怀回城希望的知青们，得到的答复是尽量就地安置。农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正式单位，具有安置条件。这样一来，那些零星地在各村各组插队的知青靠着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在城里寻找接收单位，大都回去了。在农场的知青多是就地转成农场工人。即便如此，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仍在往农场涌上来。起初下乡还有许多苛刻条件，到后来就几近于追赶了。家庭出生不好的，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得先到农村去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们渐渐地明白，什么再教育？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而这种解决的方式把整整一代城市青年作为试验，国家用三百亿资金和一代青年血与泪的代价，换来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在一个边疆农场，大批知青住在草房里，狭小的空间往往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知青。未婚同居，生儿育女的占该农场知青总数的一半。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知青伤病率很高，百分之百的贫血，百分之百的营养不良，百分之百的患有胃病、肠炎、关节炎，百分之百的女知青患有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长期处于饥饿的劳累状态下的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超过极限，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事件层出不穷。云南垦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知青骚动，抬尸游行，十万人罢工，大卧轨，北上请愿。1979年初，知青大返城的呼声终于在云南边陲爆发，勐岗农场上千人集体绝食，数万知青前来支援，返城洪流势不可挡。在绝食现场，面对代表中央前来处理事态的国家农垦总局领导，一名男知青在主席台上当着北京来的首长和数万在场的十多年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面对苍天厚土，面对缄默不语的历史长河和无边无际波涛般汹涌而来的红土高原，历数十年知青生活的种种艰辛和苦难，痛说时代政策和历史强加给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几百万农场知青的种种不公平命运，最后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把锋利的比首，轻轻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等猝不及防的观众清醒过来，他已面带微笑跌倒在地，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紧接着，一个成都来的女知青慢慢地站起来，走向主席台，扑通一声跪在北京来的首长面前，抱住首长的腿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霎时，全场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地朝主席台跪下来……哭声恸地。
不幸的遭遇总是相似的，在农垦上坝茶场，听如今仍守候在场的年逾半百的老知青们细细倾诉，你会深深地被那段荒诞岁月所震憾，你会为蹉跎岁月中的知哥知姐们生出深深的惋惜和敬意，你也会莫名地感到恐惧和后怕。要不是党中央英明果断地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要是还“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我们这一辈也肯定是下乡去了。还有多少人会前赴后继？不敢设想。
事隔这么多年，上坝茶场的各个生产队里还居住着少数返不了城的知青，几山几岭间的茅草丛里，露出一星半点的矮墙来，这是八十年代在原来干打垒的基础上改建的，原来的茅草顶换成了薄薄的水泥板，冬冷夏热。现年52岁的知青李保书夫妇就居住在上坝茶场二队这样的房子里。他是1979年入场的，儿子26岁，在外打工；女儿22岁，在贵阳读书。尚欠债1万多元。他是正安县新州镇街上人，问及为什么不回去，一脸的茫然。几十年封闭的高山生活，让他们不敢下山，不敢面对山下的一切。两夫妇除了采茶外，就是游走在附近的乡场上摆地摊，夜晚还回山上来，每月有70元低保，一屋子的破败不堪。他们物质上极端贫困，精神上也极度麻木。接受再教育成了这个样子的人，各个生产队和场部都有。
夏兴中，老红军夏中华之子，正安一中初中毕业，58岁，1976年入场，前妻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带残疾的儿子，现年24岁，初一毕业后在外打工。后来娶了本地媳妇，48岁，生了个小孩，现今4岁。在场里当过生产队长、保卫，2002-2003年最高工资260元/月，现在靠每月80元低保维持生计。夏兴中父亲在战场上背过朱德总司令，1961年，迫于生计，请凤仪镇凉台村刘明胜至信朱总司令，诉其生活困难，朱总司令办公室回信叫当地政府解决了2000斤粮食，并特地叮嘱不用钱买、不搭杂粮。回想起30年前的情景，夏兴中显得陡然精神了几分，他们3个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县城坐车到13公里远的格林镇，再走路到斑竹公社，是段场长用“35”拖拉机把他们接上来的，人年轻，有理想，艰苦中时时透出快乐。现在呢，社会急剧变化，茶场陷入困境，职工解体，一生的失落感。每年冬天，无事可做，又家境艰难，只好下山到县城母亲那里蹲3个月，开春又返回农场。
龙正达，57岁，贵阳知青，妻子是正安县安场镇人，因病去世7年。一个孩子在广东打工。如今鳏寡孤独的他，为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看守工棚，每月挣250元。
陈兴海，上海知青，身体瘦弱，经常完不成生产任务，多亏本地一女知青长期相助，后结为夫妇。粉碎“四人帮”后拖妻带子回到了上海，不弃糟糠之妻被场里传为美谈，知青们赞曰：五尺男儿别故乡/屯垦戍边上坝场/不是华东无芳草/糟糠之妻不相忘。
陈焕根，知青30年，身患多种疾病，一直无法回上海探亲，生活难以维持。
秦仁孝，妻子梁小平，都是知青，如今老之将至，在正安县城卖煤球、擦皮鞋。
风风雨雨，大浪淘沙。大批的知青走了，但仍有一部分走不了，不是不想，是没有能力走。曾经下山的一些知青，回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受不了各方面的白眼和歧视，又陆续回到了山上，继续着他们过惯了的生活。还有许多迷途的羔羊永远把年轻美丽的生命埋葬在了红籽堡上。
王小静，一个单纯漂亮的贵阳姑娘，1977年逃婚来到红籽堡。她父母在贵阳话剧团工作，父亲还是团长，她秉承了父母的演艺，是场部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大返城时，她没动过心思，想一直守在山上，与她亲手栽的第一株茶树一起慢慢生长，直至变老。但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出现暴露了她的婚姻秘密，原来她已结婚了。回城去回到自己那个毫无意义的家，她死也不愿意，留在山上也不能正常生活，被那个男人死皮赖脸地折磨了3天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他把自己吊在了养猪场的横梁上，时年23岁。
陈丽娟，1978年上山，8年后的一个春节带着年幼的孩子乘场部的拖拉机下山探亲，在半山腰的一个弯道上，车箱载人太多失去平衡发生侧立，情急之中，她将手中的孩子塞给同车的女友，自己跳下车用身子垫住了翻扣下来的车箱，全车人躲过一劫，她却永远地去了，时年25岁。
吴明贵，长期营养不良，在夜间喂马时昏倒在马房，被冰雪冻死，时年31岁。
卢国态，贵阳知青，曾与同场知青结婚后离异。2005年死于下山一场车祸。他是工伤。他能开车和修车，到哪儿也能混饭吃。在大返城时，他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场长。在车祸现场，人们拾到了上坝茶场争取新建厂房的土地报告、外出购置茶叶机械的介绍信和与浙江一厂家的联办项目协议。
欧代举，现任场长，其妻因为完不成开荒任务，大雪封山仍在山上垦荒，年关临近乘拖拉机下山时车祸身亡。
……
孤独、寂寞，饥饿、劳累，疾病及天灾人祸，27名知青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个年代结束了，但是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苦难创伤还在继续。收获苦难，感谢苦难，或许更多的适用于那些从苦难中爬出来、站起来的人们，对于那些被苦难吞噬和永远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他们心中只有诅咒。
从“十区劳改农场”到“国营上坝农场”到“农垦上坝茶场”，从荒凉到喧嚣，从辉煌到衰落，弹指之间，半个世纪从指间滑落。在那个到处充满饥饿的年月，年轻的垦荒知青忍饥挨饿在荒山顶上每年为国家创造数十万斤粮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年老的知青以发展茶叶为主每年为国家纳税30余万元，茶场周围的村民靠采茶也争了不少收入。解决了就业，绿了一片，富了一方。然而，辉煌属于过去，现如今，场老、人老、茶园老、设备老，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吃水难突显着上坝茶场正在被社会边缘化。单位穷、职工穷、家庭穷使那些曾经因知青身份而荣的一代人，羞于谈及过去，羞于启齿自己是上坝工人。上山下乡，从城市到农村，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其影响将长久难以消弥。劳务输出，从农村到城市，也改变了整整一代农村青年和千百万农村家庭的命运。通过两个不同方向的实践，通过一代青年青春的荒废、理想的破灭、信心的动摇，让共和国走出了荒诞岁月。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到上坝茶场开展过调研，但因历史积淀的问题太多，在短期内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边缘化的落后状况。2004年以来，茶场很抓内部管理，管理人员从37人削减到5人；狠抓环境建设，在多方支持下，部分改善了生产生活用水设施和职工住房条件；狠抓生产，引进了浙江老板利用老茶园加工珠茶，利用退耕还林等机遇更新茶园，积极发展养殖业；尽力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坚持为128个职工缴纳社保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眼40年。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于一代知青，却是生命的大部和全部。如今的上坝茶场，还能劳动的知青，除了采茶，其余时间四处奔波求生。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头发花白，靠低保度日，为了子女读书背井离乡，为了生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病无钱医、拉板车、捡破烂、擦皮鞋、做苦力，吃包谷饭、喝含氟水、住干打垒……许多的豪言壮语已随岁月淡去，死不瞑目的只有一句：漫漫知青路，何时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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