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友（1596-1646），名文骢，号山子，万历24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故居已荡然无存，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万历46年（1618），龙友乡试中举，约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天启元年（1621），安邦彦进围贵阳城，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次年，贵阳围解，龙友率所募追击，克之。
　　天启4年（1624）龙友28岁时奉母移家南京。不久复社组建，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复社四公子”中的陈子龙、吴应箕等交好。后与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
　　崇祯17年（1644）清军入关后，任南明弘光朝（福王朱由崧）官兵备副使。次年，南京陷落，又在隆武朝（唐王朱聿健）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清顺治3年（弘光2年，1646）在浙江衢州抵抗清兵，败退浦城。被俘后不屈而遭杀，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
　　对龙友死事的记述和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在正史或野史的视角下，在文学和艺术的描述中，对他的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明史》将杨龙友与袁继咸、陈子龙等人共入“本传”：“……明年（1646），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式公）俱不降被戮。”文后赞曰：“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由此可知，《明史》对他们的评价是持肯定态度的。《黔诗记略》载：“七月，大清入闽，龙友、式公急移军卫仙霞关，家室从焉。而大清兵已间道先入，二人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皆被执。贝勒屡谕之降，并不屈，乃斩之。……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死以八月二十五日。其长子鼎卿（时任左都督、太子太保）就刑时，神色自如。……龙友、式公既就义，其所居人为坎瘗大树下，刳树皮大书官爵姓名。于是式公兄子中韦字仲衍者，间关走建阳水东三百里，求得瘗处，发之，两体败，不复辨，因并焚于东峰僧舍，分裹置衾枕中负归。以戊子（1648）冬抵戴冲庄，同棺分殓。逾六年，甲午（1654）乃合葬桐城县东三十里之枫香岭，复为祠三楹，奉两木主。过者必吊，呼为‘双忠墓’。与式公妾葛嫩，皆纳自曲中，后与同死。龙友死时年五十，式公少龙友十四岁。”
　　与此对比，《明季南略》之《马士英特举阮大铖》一则中记吕大器奏：“……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列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 ”而《明史》对此事也有载：“福王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靦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 看来，对于吕大器的奏章，主政者并未认真研究，只是敷衍而已。《明季南略》之《左良玉参马士英八罪》中，左良玉近乎诋毁道：“杨文骢、刘泌、王燧、以及赵书办等，皆形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路。” 左良玉功劳诚然不小，但“骄蹇”“跋扈” ，不顾大局，却非良将。且吕大器、左良玉皆与士英有隙 ，他们对士英语气之暴戾，情绪之冲动，实非中肯之言。
　　与《明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清人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将杨龙友与马士英、阮大铖、刘承胤和马吉翔共入“奸佞”传：“及大兵渡钱塘，文骢与鲁王大学士田仰同遁至山岛中，军士尚万人。无何，与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迎降，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明日阅其兵，令田兵居左，杨兵居右，各释兵械，驱田兵出，以铁骑园杨兵而歼焉，文骢父子皆死。其监纪孙临，亦不屈死。临，字式公，桐城诸生，兵部侍郎晋之弟，为人举止风流，文采动人，后避难台州，文骢招之入幕，奏为职方主事，遂与同难。”
　　但温氏这段记述颇有问题。其文谓“文骢与鲁王大学士田仰同遁至山岛中……无何，与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迎降，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既然认为龙友与田仰皆求降，为何贝勒对“杨兵”和“田兵”区别对待？而且，此处只交待了“文骢父子皆死”，而未言田仰的结局。《明史》载“文骢……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而温氏关于此事先谓孙临“不屈死”，后又说他“遂与（文骢）同难”，描述龙友之死含混模糊，语焉不详。

评价高下不一的原因，当与马士英有关。士英为弘光朝首辅，权倾朝野。而龙友乃其妹夫，这种姻亲关系难免引起人们猜测和附会。《南疆逸史》又载：“……士英因起文骢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文骢薄有文藻，颇善笔札，性好结客。既得志，愈益发舒。诸有求于士英者，多缘文骢以进，公卿日满其座。其为人豪侠自喜，推奖名士，以自附于声气，士亦以此称焉。鼎卿日愈宠幸，近臣莫二，其所奏请，立获俞旨，虽士英不逮也。以故父子气焰赫然一时……” 究其原因，乃因“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窭甚，鼎卿赒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难怪《明史》说“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
　　从上可以看出，温睿临实对龙友抱有成见，所言并不客观。
　　作为文学艺术剧本的《桃花扇》，孔尚任则将杨龙友作为“间色”人物来描写 。杨龙友在此书中于第二齣“传歌”出场，以后基本上贯穿了全剧。《桃花扇》流传甚广，影响也大，它对杨龙友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左右了一些人对杨龙友的看法，以至产生成见。历史事实与文学作品之间本来就有差距，这里并非采信《桃花扇》所记，不过以此作为士大夫品评人物方式的另一种补充。实际上，龙友对士英也有微词，并“颇不满士英所为”，时有规拂。近人杨恩元认为：“明社既倾，士大夫多遁迹不出，而文骢独须臾不忘故国，流离颠沛，抗拒清兵，至合家膏斧锧而不悔，可谓人杰也已。世之论者，以文骢为马士英至戚，不免有所牵涉。其实士英之遭丑诋，亦非定论。近日安顺姚俪桓氏引证各书，平反士英之案（按：即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援据精博，攘斥浮说，则文骢为一代之完人，更可无遗议矣。”
　　对气节品评的热衷，可谓中国士文化传统之一大特色。然而，有时也会因意气太甚或某种难言之隐做出莫名的恶贬或回护，进而失于心平气和与公正中立。无论当时或后世，无论公允与偏颇，这些品评的观点或结论都多少会影响人们对受评者的看法。“多少雄心空对酒，能无清泪滴琅玕”；“总是是非千古定，好将腐史手重删。” 明末清初的张煌言《感遇》一诗真实地描述了当时大多数士人的处境和心理。
　　龙友生于万历中岁，其时明朝社会政治经济已沉疴积重。二十八岁时移居南京，正当才华横溢、豪情满怀之年。
　　龙友诗、书、画皆擅，堪称三绝。他说：“余生长万山中，而家大人又癖嗜山水，故名山大川，往往性情相习，亦往往机缘相凑，所谓得之习惯。亦根之胎骨也。”自然的灵性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主要诗文有《洵美堂集》、《山水移》、《台宕日记》等。其诗与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等共入选时人夏云鼎编选的《崇祯八大家诗选》。清人莫友芝赞其诗“骨挺劲岸异，已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先生值遗明残局，犹螳臂搘撑，妄思恢复，膏斧钺而不回。其志节至今侹侹有生气！”。杨龙友的书画风格主要受同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影响，并上追黄公望、倪瓒之意趣，彰显明代士人之艺术境界。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董其昌认为其画风“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清代诗人吴梅村作《画中九友歌》，将杨龙友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名家同列。有诗赞龙友曰：“阿龙北固持戈矛，披图赤壁思曹刘。酒酣酒墨横江楼，蒜山落月空悠悠。” 俨然一位文武双全的勇士。近人俞剑华认为“明代画家二千余人，而能写景，知于临摹以外尚有造化者”，仅杨龙友等数十人 。足显龙友卓著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江南历来盛于文墨宴曲，龙友来此，正适其性、致其韵。崇祯二年（1629），杨龙友三十三岁时，“奉其父霞标参政为天台、雁宕之游，裒其诗文图画以归，谓之《山水移》，既而该游集，附以前后一二年作，遂仍其名。”在《山水移》中，为龙友作序（叙、赞、跋、辞）者竟多达三十七人，其中不乏如董其昌、马士英、陈继儒、倪元璐、夏允彝、李日华等当代名流。由此亦可见他诗文之优与交游之广。
　　杨龙友善画兰，亦有多首题赞兰花之诗。“怒生老石底，有时若骂风。咄咄随清吹，有时若书空。朱颜卖桃李，而我固守穷。人各有情性，夫岂无迎逢！” 兰为花中君子，气清韵雅而不入俗流。以之拟人，体性察情，暗表心迹，其诗其性，堪为后世之范。